郑崇俭开始后悔了，后悔不该来角子崖。

但角子崖扼守着太原西侧，乃整个山西重要的险隘，他作为山西巡抚，不得不来。

他认为，角子崖大营必能阻挡秦川的脚步，各处要道建于险隘之处的营寨，也必能抵挡其他关帝军的脚步，若秦川长期围攻，则可求援于各镇友军，与秦川僵持到底。

事实上角子崖大营确实固若金汤，战事已起整整七日，关帝军也没能越过山脚道路上那道被挖断的沟壑。

但正因如此，他才愈发感到不安。

秦川并不没有向角子崖发起强攻，而是日夜不停地炮击，炮火并不密集，但持续不断，至少一百门大炮轮流交替从早到晚甚至三更半夜都还在炮击。

关帝军的火炮如他想象中的一样犀利，精准且威力大，角子崖大营里的帐篷、木棚、茅屋、栅栏、营门等，全都被轰得稀巴烂，幸好大营里没有建军营，士兵们为了抵挡严寒而事先挖了大量地窝子，一万多士兵都住在地窝子里。

但七日之中足足数千发炮弹落在大营里，那密密麻麻的地窝子不时就被歪打正着砸个通透，躲在里边的士兵大多被砸得尸骸不全肢体残缺，交战至今死于炮击的士兵已超过四百，伤残者千逾。

如今大营里士气极其低落，将士们终日惶惶不安生怕炮弹从天而降正好砸在他们头上。

而且他们的火炮还击根本就没有对关帝军造成什么伤害，关帝军共有两个炮阵，一是三里之外的三十门威力最大的火炮，另一个则是两里处的好几十门威力较次的火炮，这些火炮都用沙土填装的麻袋垒成土墙防护，他们根本就无法对躲在沙袋墙后面的关帝军造成伤害。

那两个炮阵之间还挖了运兵坑道，每间隔一段距离堆有沙包防护，既能做临时庇护所，也能阻止角子崖的炮弹往前弹跳，来往换岗的炮兵、传令兵等等通过坑道来回奔走，偶尔在地面上跑的关帝军在听到炮声之时也迅速躲入沙袋墙后面。

整整七日，角子崖对关帝军所造成的死伤仅有寥寥十来个。

一昧的被动挨打，角子崖大营撑不了多久，在这么下去士兵们必然会哗变。

更令郑崇俭不安的是，各地要道之间的明军联络被切断了。

交战之初，他陆续收到了忻州、交城、汾阳、石楼等地的急报，山西境内所有与秦川领地接壤的要道，都遭到了关帝军的进攻，短短两日时间，各地小道的哨堡几乎被扫荡一空。

交战三日之后，他就再也没收到各地要道的消息。

就连太原的消息也断了两日，后来留守太原城的参将李槟率军三千出击太原以西的吕梁山边缘地带，驱逐那一带的关帝军哨骑，并赶至角子崖才与他联系上。

那两日，太原城不知道角子崖的战况如何，他也不知道太原城是否遭受了关帝军攻击，更对各地要道的战况一无所知。

很显然，关帝军已化整为零由山间小道四处出击，八方封锁，截杀明军哨骑切断各地联系。

郑崇俭奈何不了那些机动性强装备精良的小股关帝军，也奈何不了对他日夜炮轰的秦川。

他及第于万历四十四年，推官入仕，后历任知县、通判、同知、兵备道，为官数十年，剿过山贼土匪乱兵流寇，历尽沉浮危机无数尚能运筹帷幄游刃有余，从未有过今日这般的无力感。

他无计可施，只能求援，八百里快马急报京城和宣大总督杨嗣昌，只求援兵早日到来，以免士兵哗变一溃千里。

因战事需要，秦川在古交堡设了临时公署，非紧急公务暂时留存古交堡内，他平时住在军营里，每隔两日便回一趟古交处理公务，紧急事务则直接送到军营以尽快处理。

就在交战第七日，老黄和罗文天突然匆匆赶到军营，向他当面禀报了一件事：一支出使漠北的使团出事了。

那支使团的目的地是喀尔喀以北的贝加尔湖，出使世代居住在那里的林间部落布里亚特部。

布里亚特部与游牧蒙古人不同，他们生活在大草原与山脉交汇处，食物一部分来源于放牧，一部分来源于狩猎，当地产的貂皮就是中原人乃至西方人眼中的软黄金，珍贵无比。

因为布里亚特部曾被成吉思汗征服，早已蒙古化，所有跟喀尔喀三部关系良好，原本可以通过喀尔喀三部牵线通商，但秦川想亲自派人勘探漠北至贝加尔湖一带的地形、水源，顺便再侦查一下喀尔喀三部的情况，所以特意让老黄和罗文天组了一支使团。

使团人数并不多，只有十八人，其中有两名商业司的官员，六名情报科的尖哨，还有两名夜不收和八名关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