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第一学期的课程和大二第二学期的课程一样多，都是十三门功课。具体的课程和任课老师分别是：黄晓露老师讲授《唐宋文学》，周京华老师指导《论文写作》，徐洁莹老师传授《现代汉语语法》，钟军霞老师讲解《当代文学评论》，季长河老师讲述《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黄万里老师同时担纲《外国文学》和《西方文化概观》两门课程，刘蓉蓉老师阐释何为《语文现代化》，孙超越老师剖析《秘书学》，胡蝶老师分享《美学》奥秘，高才生老师解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傅秋悦老师演绎《公共关系学》，吕冬冬老师亲身示范《公关礼仪》。

十三门课程每周依次推进，十二位老师口若悬河，日夜轮转，星辰交替，时间无声无息来到了二零零六年的十二月初。

大雪这一天晚上，李经纬看完了《于丹论语心得》这一本书，心中感慨良多，于是便写了一篇《感性的论语和于丹》。

人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就会在一些繁杂琐屑的事情上花费心机。譬如爱八卦的人就很有可能是这样一种状态，今天看到了谁，听到了一些什么话，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都要和盘托出，有时候还要加点油添点醋，从而让它更有味道一些。

今天，天气很冷，但太阳整天都坚守岗位，从早到晚没有偷过懒。然而，人心终不似太阳，除了要知道东和西这两个方向外，它还要知晓南和北以及中等等一些方位。已知的，它要循着现象去研究其中的奥秘和规律；未知的，它要努力去探寻能够构成已知的点点滴滴。

于是，在未知面前，人很多时候会陷入迷惑。惑字，从“或”从“心”，心犹如水面浮萍，根无所系，身无定所，随风而往，遇水而动，或左或右，忽前忽后，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偶尔向内偶尔向外，漂浮不定。

古人虽有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者不惑。但何为智者？是见仁见智乎，还是无所定义乎？是见饭见屎乎，还是无何奈何乎？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一向尊崇感性。因此，虽知“适而有度”是为人处世的最上乘手法，亦是着文立说的不二法则，但是，如果感性的文章缺乏理性的数据分析，那它无疑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于是乎，“别人骑马我骑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句话似乎无可挑剔。然而，鸡蛋尚有缝隙，此话又怎能百无一疏。细细品味，你就会发现，芸芸众生，“骑驴者”往往多跟“骑驴者”比，而很少跟“骑马者”比，世人常常多跟身边同等身段的人“华山论剑”，因为人贵有自知之明。

或许，只有这样的比较，才能比出水平比出精彩，毕竟驴不仅有雌雄之分，也有高矮肥瘦之别，更有老弱病残之类。倘若“骑驴者”都跑去同“骑马者”一较高下，如果他不是神经病，就极有可能是白痴。

实际上，古人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当然，有原则也就有例外。假如有一天，一大群天桥底下的常客硬是要和李超人比财富，那真的要考虑修改修改一下上面那句话了。再说了，“骑驴者”纵使想找“骑马者”来比较一番，人家“骑马者”也懒得理你，免费赠给你一个白眼倒是可以的。其实，“别人骑马我骑驴”，骑马有骑马的快乐，骑驴有骑驴的乐趣，为什么非得要“骑驴者”向“骑马者”看齐。这个“看”不是“比”，比只能是同一水平上而言的，“骑驴者”要想跟“骑马者”比，那他首先得骑在“马”上。如果一个“骑驴”一个“骑马”，只能说是向上“看”而不是向上“比”，此“看”不是肉眼的看，而是人心向上的一个欲望。

人，很多时候并不是孔子所说的“人而无礼，不知其可”，而应该是“人而无‘欲’，不知其可”。因为，礼只是欲的一个方面。完整的礼，包括礼本身、知礼和达礼这三个环节。这个礼，是人要达成的一个欲，人的欲望除此之外，还有数之不尽的千千和万万。概括起来，人的欲望也就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而礼属于精神层面。

孔子曰：“人而无礼，不知其可。”其实，这是违反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一理论推理的。古人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此话说得一清二楚，孔子周游列国时曾一度困于陈蔡而饱尝七日之苦，但他毕竟不是穷苦老百姓，他的言辞并不能真正代表当时黎民百姓的心声。站在士大夫的角度上，他是在温饱的基础上去约定和推行他的道德标准的。值得庆幸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理论在当时属于未知的范畴，算是情有可原。

然而，今天于丹教授重新解读《论语》，如果没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辨证思维，那肯定会授人以柄。要不然，“琴瑟也在瓦砾上奏鸣，焦大也要爱上林妹妹”了。

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子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初闻之，似乎真的是“如是而已”，然而，细审之则不然，既然“四十而不惑”，又何来“师不必贤于弟子”。如此看来，为“师”的必须在四十或四十之后，此时已无“惑”，方能为“师”；若为“师”早于四十之前，“惑”多且众，焉能为“师”。

又因“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如果，“惑而不从师，是为惑也，终不解也。”但“惑而从师”，则是“弟子”也，又何来“四十不惑”。显然，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各种各样并不相同的惑。

须知：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然而，于丹先生在《于丹论语心得》中的解说并没半点质疑之词，此是其不足之处。因为文中很多地方，她只是以虚阐虚，对于“适而有度”中的“度”并没有做出过任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界定，对于具体的数字概念，她要么是避而不谈，要么是还没完全读懂弄通，根本无法作出回应。已知的，添油加醋；未知的，一概不谈或是避而不谈，这是于先生的一大毛病，也是感性文学的一大毛病。于先生在这一方面应当有所愧疚，她应该在这一方面加强努力，从而去尝试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和表达。

文学虽然感性，但是不能随性而为，更不能随心所欲随意而为。在我看来，最好最理想的文学家除了要有感性的情绪渲染和野性的排他表达，还要有数学家物理学家的完美推理和逻辑，既要有化学家的魔幻想象和奇特表述，又要有历史学家深沉厚重的底气和大气磅礴的视野，更要有美术家五彩缤纷的虚构技巧和十全十美的色彩还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