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皇汉”的这点“喜欢给别人当大爹”的刁钻毛病是全大明的，不是他袁崇焕一个人的。

王喇嘛的意思是，既然好处都给出去了，那现在有事让这个名义上的“好大儿”背一下锅，似乎也并不过分。

于是袁崇焕顺势点了点头，他知道“随地大小爹”的“皇汉”病改起来太难，而他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救下觉华岛军民，“好，此事既然不会影响到与蒙古的外交，那就按你的说法去办罢。”

在决定用蒙古作为将觉华岛军民撤入宁远城中的借口之后的两天，袁崇焕一直在思考要不要就这件事给天启皇帝上份奏疏。

按照道理来说，他是该写奏疏的。

天启六年不是崇祯末年，军政大权依然掌握在皇帝手中。

袁崇焕作为辽东按察使，用现代人的话来讲，就是公检法一把抓，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过了封疆大吏的门槛。

像这种军事上的部署调整，他是应该向天启皇帝上疏报告的。

但是袁崇焕又有点儿担心，因为这份奏疏在历史上并不存在，历史上没有袁崇焕竭力回撤觉华岛军民这回事，他预判不了这份奏疏呈递上去之后的后果。

尤其在明末辽东，明朝方面的邸报和奏疏是并不保密的。

譬如萨尔浒之战时，努尔哈赤能如此顺遂地做到“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因为李永芳用每月一百两的价格买通了辽东的提塘官刘保父子，使其每月传送邸报和军情，因此那时明军还未出发，努尔哈赤已对杨镐的三路布置了如指掌。

虽然天启皇帝后来将刘保父子凌迟处死了，但是明军方面的军情仍然无法做到绝对保密。

金国能获取大明情报的渠道太多了，蒙古人、朝鲜人、归降金国的汉人俘虏、有胆子与虎谋皮的山西晋商，甚至毛文龙的东江镇，历史上也出了好几个在明清两国之间频繁游走的“双面间谍”。

倘或努尔哈赤在战前就获得了袁崇焕要将觉华岛军民撤入宁远城的消息，他肯定不会再分兵去转攻觉华岛。

因为从战略上来讲，宁远城与觉华岛互成犄角之势。

如果要攻占觉华岛，就必须先攻下宁远城。

换句话说，如果宁远城久攻不下，那么即使金军暂时性地占领了觉华岛，也不可能转变成实际占领。

且不说努尔哈赤是从沈阳发兵，长途奔袭而来，即使努尔哈赤解决了后勤难题，他也必然忌惮蒙古和明廷对宁远城的后续支援。

难道努尔哈赤会为了一个觉华岛，就会冒险放弃先发优势，从包围变成了被包围？

努尔哈赤不可能犯这种错。

历史上的努尔哈赤在用兵上是相当谨慎的，他一见宁远城强攻不下，就迅速调整战略，从攻城掠地变成了焚烧粮草，通过焚烧右屯的三十万储粮来削弱明军实力，他不会头铁非要去攻打一个不可能被短期攻占的目标。

所以可以合理推测，努尔哈赤不会白费力气，去攻打一个没有任何粮草和人口的觉华岛，他只会要么继续强攻宁远，要么干脆班师回沈阳。

袁崇焕坐在蓟辽督师府的签押房内，对着宁完我送来的劝降信苦思冥想。

后世对努尔哈赤急忙班师回沈阳的说法有两种。

一种是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被红衣大炮打成了重伤，为稳定军心，不得不立刻回沈阳，因为如果他死在了宁远城下，那么后金内部则必定因为汗位的继承问题而自相残杀，这是他不愿看到的。

另一种是毛文龙受到天启皇帝的训斥之后，终于发兵从后金后方袭击永宁，起了一回牵制作用，使得努尔哈赤不得不班师回防。

而这两种说法又都有相反的史料去佐证其不实之处。

前一种呢，是说袁崇焕的红衣大炮并没有打伤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死于炮火之下的说法是袁崇焕后来吹牛给自己贴金的。

至于后一种，后世便有考证说，毛文龙的袭击永宁是他专门编造出来搪塞天启皇帝的，实际上毛文龙所言的交战之地根本没有枪炮声。

袁崇焕盯着劝降信上显然是由汉人才能写得出的汉字心想，既然不能确定努尔哈赤究竟是为何急忙班师回朝的，那么就必须作最坏的打算——假设努尔哈赤没有分兵转攻觉华岛，那么他必然会集中兵力，比历史上更加猛烈地主攻宁远城。

而以自己目前了解到的明军溃烂情况来看，历史上袁崇焕能守住宁远城整整四日，对当时的明廷而言，确实已经是辽东战场上的奇迹了。

即使是穿越者，袁崇焕也不敢笃定自己能比历史上守得更长，何况现在的明军根本没能力出城打野战，退兵完全靠努尔哈赤自己撤军。

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切断金军获取情报的所有来源，让努尔哈赤误以为觉华岛上还有粮草和驻兵。

如此一来，努尔哈赤便能像历史上一样中途分散兵力，袁崇焕只要像历史上一样扛过金军的第一波进攻，就能等到努尔哈赤自行撤兵，从而成功守卫住宁远城。

袁崇焕左右权衡了一番，最后还是放弃了立刻写奏疏报告天启皇帝的想法。

他想他这是做好事不留名，是文明社会的品德，他其实也并不需要因此得到天启皇帝的夸奖，他需要的只是问心无愧而已。

这时签押房的房门响起“笃笃”两声，袁崇焕下意识地应道，“请进。”

门外顿时探进一个熟悉的脑袋，“袁臬台。”

袁崇焕抬眼一瞧，心下暗嗤道，怎么又是这个徐敷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