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康五年（公元1079年）七月，耶律洪基例行秋猎，耶律乙辛想乘这个机会谋害皇孙耶律延禧，也就是后来的天祚帝。

耶律洪基终于接纳近臣的劝谏，让耶律延禧随同秋猎，才算是化解耶律乙辛的阴谋。

直到大康七年，随着耶律乙辛野心逐渐暴露，耶律洪基才察觉自己多年来受耶律乙辛蛊惑，先后害死皇后萧观音和太子耶律浚，于是废黜耶律乙辛及其党羽的官职，并于两年后诛杀耶律乙辛。

这些接连的政治动荡极大的消耗了辽国的本就已经开始下滑的国力。近些年在耶律洪基力主休养生息的政策下，虽然稍有恢复，但如何能经得起一场非倾国之力不能胜的庞大战争呢？

这是赵煦断定辽国外厉内荏，不会轻启战端的主要原因。

当然，耶律洪基其人他虽未曾谋面，但苏轼的胞弟苏辙曾作为宋使出使辽国，苏辙评价耶律洪基，“在位既久，颇知利害。与朝廷和好念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

这尽管是一家之言，未必就能尽信，但是赵煦这些日子来看了不少关于耶律洪基的轶事，其中包括他曾以白银千两烧铸成两个佛像，然后命人在佛像后背铭刻“愿后世生中国”的文字，供奉于辽国开泰寺。

不管耶律洪基是出于对汉文化的敬仰，还是其他的原因，这件事都充分显示了他在位以来对大宋和睦友好的政策应该是发自肺腑的。

只不过，哪怕是一国之主有时候也未必能主宰一切，宋辽之间的摩擦在他登基之后，同样基本就没有中断过，且多数时候都是契丹人秋冬时南下劫掠。

游牧民族持续几千年的传统，如何是一个君主说改变就能改变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大宋的历朝天子在对外战争胜少败多的情况下，其实大抵也都知道军制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存在问题的。

宋神宗甚至想要着手去解决的，可要改变开国以来的祖宗法制谈何容易？甚至别说大的体制，连朝廷西军的杀降乃至杀良冒功这等事，在朝廷三令五申下，与西夏的多年战争中这等恶劣的事也一直没有根绝过。

只能说约束人性作恶，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事。

说回眼下，苏轼明白官家对外强硬的决心，再加上他对辽国朝政局势以及辽主耶律的了解，最终赞同了官家要将萧腾首级悬挂三日，然后喂狗的决定。

他拱手告辞，然后准备将这个决定告知辽国使者。

这回复必然会引发轩然大波的，但所谓凡事有利有弊，辽国在上下动怒的同时，自然也会感到畏惧，因为这意味着大宋对辽开始强硬，再有劫掠之事萧腾很可能就是榜样，要被枭首示众然后喂狗的。

至于爆发战争的风险，这应该不会高过官家准备将自己身份明示天下，在这之后只怕还会有更多棘手的事，只能说这不过是开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