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三年（1595），科场、官场数次失意的袁宏道，终于被选为吴县县令，但期盼已久的公职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好。在给友人沈广乘的信中，袁宏道抱怨“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袁宏道发现，做官面对的是如云的上官、如雨的过客，“苦哉，苦哉”。但同时，他却也明白了迎送这门学问的诀窍——面对上官只需要一副贱皮骨，面对过客只需要一副笑嘴脸，只要掌握了，便只苦而不难。

袁宏道是接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很快就托故辞官。但古代官场中，更多的官员钻营迎来送往的应酬技巧，企图通过这种“偏道”向上攀爬。

晚清官员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对迎来送往的应酬有详细的记录。清朝的迎送一般由粮道承办，西安地理位置重要，“西藏、新疆以及陇、蜀皆道所必经”，张集馨任陕西粮道时见惯了迎送的场面，一般流程是过客到境、地方官员迎接、张灯结彩、传戏备席。

戏要准备两班，席也分上、中两个档次，分别是5桌和14桌。上席每桌必备燕窝烧烤，中席则安排鱼翅海参。西安地处内陆，许多山珍海味并不易得，但粮道必须想方设法准备，否则会被认为“悭吝”。待过客离开时，地方官员又一齐到城西相送，并根据对方官阶高低赠送盘缠。

有时久久没有官员过往，地方官员还得主动邀请，以便联络感情。张集馨的友人曾写信询问他的情况，他只回复道：“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在频繁的迎送应酬中，官员根本无心问政治民，反而会绞尽脑汁地填补巨额花费，形成贪腐之风。

实质：趋利避害

许多官员都苦于迎送，但有些人却“乐在其中”。官员迎送与否都是带着明确目的的，在趋利避害的心态下，有官员喊苦喊累，也有官员趋之若鹜，即便付出了巨大代价。

在世情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通过贿赂权臣蔡京蔡太师，得到了清河县刑理司副千户之职，正五品。拜蔡京为义父的新科状元蔡蕴奉命回原籍省亲，将路过清河县。西门庆保证，不管蔡状元要多少盘缠，“我这里无不奉命”。

后来，已经成为巡盐御史的蔡蕴再次来到清河，还带上了另一位宋御史。西门庆这一次的迎送工作搞得声势浩大，“哄动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费够千两金银”。宋御史从一开始的冷漠以待，到后面热情致谢，也是看上了西门庆背后的财力。他请托西门庆在家里帮他代办宴席，招待奉钦差殿前六黄太尉。此后，但凡重要官员过境，都要由西门庆出钱做东，极尽迎送之事。

照理说宋御史的官级比西门庆小，他是七品，而西门庆是正五品千户，但巡按手握考评弹劾地方官员的大权，西门庆不得不小心应付。

说到底，迎来送往作为古代官场应酬的一种形式，具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养子秦熺从建康回京，途经平江时，“守臣汤鹏举先往吴江道周伺候数日，迎送甚谨”。而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范仲淹被贬饶州时，“历十余州，无一人出迎”。官场炎凉冷暖，就在这迎送之间一望而知。

知县彭叔大，也不可谓不倒霉，一连办了几桩案子之后，却要马上发愁迎接朝廷派下来的巡按御史。

迎接上官钦差，那是需要大量的银子的，伙食和住宿办不好，很容易遭到钦差的记恨，甚至让自己的仕途抹上一个不好的黑点，那也是极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