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润也为安其昌写了状子报官，“状诉为移殃事：其昌孤客，病染相思，用银五两，明买华成通奸。伊妻约以夜会，尚未成奸。适昌父远到，势难赴约。即夜成妻被谁妒杀，窃去一首，移祸昌父。子私买奸，岂达父知，性纵蠢暴，敢轻杀人。彼系土娼，必争风致杀，昌父何与，乞详情洞豁。叩诉。

官府接了双方诉状后，见是人命大案，便把梁安二人全部拘押。而安其昌因马氏死了，绝了思念，病竟然痊愈了。

保宁府的柳知府生升堂提审两人，梁华成说：“我妻非暗娼，外面从来无人，邻里都知道。安其昌贪思成病，用银五两求买奸宿，不是他杀的还能是谁？”安其昌辩解道：“我如果因恨而杀她，当在求欢未遂之前。现在你们已经答应了，又何故杀人？必是被别人所杀。”柳知府说：“妇人外面有人才会争风致杀，此妇素来清洁，是你花钱买奸宿，怎能推诿他人所杀？快把头颅交出来!”安其昌道：“他人杀人，我怎么知头在哪儿？”柳知府见他不认罪，就对他动了大刑，但安其昌打死不认，知府只得把此案作为疑案搁置，等以后再审。

过了一年，监察御史曾公出巡到彭泽县，安润劝梁华成说：“我儿本是与你交好的人，决不会杀你妻子。现在死者不能复生，你不如找个好妇人，我出钱替你娶了，你就撤诉吧”梁华成此时已经平静下来了，也觉得安其昌不大可能杀马氏，就听了劝去官府撤诉。

但曾御史不允许，他说：“人命重案，岂容私了？我亲自到你家查问!”于是即刻押着安其昌赶到梁家，找来几个邻居讯问：“此妇曾有奸夫否？”众人都说：“没有。”曾御史发怒道：“妇人平素如无奸夫，必是安其昌所杀，肯定要问他死罪!”又下令将他当场责打三十棍。

曾御史回衙后，吩咐皂隶丘荣：“我将安其昌定成死罪一事，你可到他家那条街上探访，看谁说他冤枉的，马上抓来。”丘荣得命即去。见到街上人就说：“杀此妇的真凶不明，头又不知哪里去了，要说不是安其昌，可那夜只有他去了，真是太奇怪了。”有一个皮店徒弟问池源清：“不知安其昌杀妇人是不是真被冤枉了？”池源清叹曰：“天下那有真事，此人是枉屈的啊。”丘荣闻听后，就把他抓去见曾御史。

曾御史怒斥池源清：“我已经访得梁华成妻是你所杀，只是恨安其昌不应该明目张胆花钱买通奸，所以才责打他，不是真要让他偿命。你赶紧把头颅交出来。”池源清开始不肯认，曾察院下令上刑，池源清受刑不过，只能招了：“妇人是我求欢不从，故一怒之下杀的，将其头割下挂在岳充肉钩上，不知后来下落。”曾御史立即命令将岳充抓来，问道：“去年七月十三，池源清挂一妇人头在你肉钩上，你埋在哪里了？”岳充本来很紧张，但见曾御史只问池源清杀人的事，与己无干，一时忘记自己把史符的尸体扔在枯井里了，就照直说：“那日见到妇人头颅，怕惹祸，就扔在后园枯井里了。”

曾御史命押着岳充和仵作一起去取，仵作下井取得一副头骨，又取出一副全体骸骨，送到衙门。曾察院问岳充：“此是谁人骸骨？你是何年月所杀？”岳充见事已发，知道已无法掩盖，便从实招了。在一旁的安润听了大惊道：“史符是我邻居，向我借钱买猪做生意，后来不知死在哪里了。今天竟然因昭雪一桩冤案也使另一个冤案真相大白，真是天意啊！”

案情已明，曾御史当堂宣判：“岳充谋财害命，抛尸枯井，罪在不赦，依律处斩；池源清对妇女图谋不轨，因求欢不成，恼羞杀人，按律处斩；安其昌虽然花钱买奸，但因为得病的原因与此有关，所以情有可原；梁华成不应该隐忍人家的无理要求，收钱卖奸，导致妻子惨死，应该受惩罚，处以杖责。”

此案中两起凶杀都无人知晓，本来很难查究，梁华成后来也肯撤诉私了，如果真的这样也就成了一桩破不了的悬案。但曾御史断定杀马氏者必是附近居民，所以将安其昌押到那里，施以刑罚，然后派人观察，如果有谁说他冤枉，那个人就是知情者，结果真的挖出真凶，还连带破了史符被害案。

从这个案件，也可以一窥明代的社会生活情况，虽然明代文化高度发达，拥有领先世界的文官制度，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也很完善，但的那时的社会远不如现在安全。一个商人赶着一群牲畜去交易，失踪后竟然无人知晓，也没有人过问此事，即使借给他钱的安润，无端蒙受了一笔损失，也只有个“不知死在哪里”的疑问，并未去报官，可见这种事在当时很常见，已经不能引起特别关注了。在这种背景下，长途贩运有很大的安全风险，而安润对史符的失踪没有特别吃惊，可见他放贷时就已经有将其列入坏账的准备了。

明朝的法典虽然已经很完善，但执法并不科学，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柳知府仅凭马氏没有情夫，而安其昌又花钱买奸就认定他是凶手，既无证据也不合逻辑，简直是“葫芦僧判断糊涂案”。此案让我们吃惊的是，当时的凶杀大案在没有抓到凶手前，居然可以通过撤诉私了，要不是曾御史不允，此案就不了了之了。

再看曾御史，他显然是个认真负责的官员，拒绝了将此人命案私了，而且足智多谋，做出了正确判断，巧设陷阱抓到了真凶，还破了本来无人知晓的陈年旧案，令凶犯伏法，声张了正义，还了被害者一个公道，可谓善莫大焉。然而他办案的过程看似并不合理严谨，仅凭谁说安其昌是冤枉的就认定他知道内情，抓来严刑拷打，逼他说出真相，这在如今看来是很荒唐的。因为每个人对这件事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有人认为安其昌是冤枉的并不奇怪，曾御史这个判断在逻辑上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如果抓错，完全可能制造冤案。可是曾御史准确抓住了真凶，而且结论并不武断，因为他断案除了依靠证据和逻辑外，还有他对人性的深刻洞悉，而只有对人情世故有着透彻体察和感悟、拥有丰富社会阅历的人，才能形成这种城府和洞察力，这种素养，对缺少科学技侦手段的古代办案者来说尤其重要，柳知府就是缺了这种关键素养，才无法破解此案。

相比之下，当代社会比明朝文明得多，也安全得多，至少不会连人带货在城市里失踪而无人知晓，已经立案的杀人案件也不可能被私了，当然也不会因为对一个案件的处理发表私下评论就被抓去严刑拷打。那些无限向往大明的文明繁华，希望穿越过去的人们其实更应该庆幸我们生活在如今这个重视人性关怀的科技昌明时代。

……

按理说案子已经告破，监察御史应该也会打道回府，但这位御史仿佛就像是和他彭叔大铆上了一般，一个劲的揪着他的痛脚不放，还翻出了一些陈年旧案。准备大肆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