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杨津正处理前任知县彭叔大积压过的公文之时，作为彭叔大的妹妹，彭玉婷也一直没有闲着，很是体贴的为他磨起了墨汁，为他整理着桌面上的卷宗。

一个知县上的事务还真不少。，很多事情都积压在一起，等着他来处理。

就在杨津正忙得焦头烂额之际，门外的一个衙役慌慌张张的跑进了衙门后院，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嚷嚷：

“县老爷，老爷……不好了……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杨津正有些郁闷的，看着这个不大懂事的衙役，心中一句骂人的话，差点直接脱口而出。

一个县衙的衙门，分为前院正堂和后院，但不论是后堂还是后院，都不是一个衙役，可以随便闯的，这里面的森严的等级，早已用门槛区分的非常清楚。

还没来得及骂人。，这个衙役便大声的嚷嚷着：“老爷，不好了！有老虎进城了……”

什么？老虎进城？

杨津正脑子里嗡嗡直响，好半天这才反应过来，不过这倒也不稀奇，毕竟现在可是封建的古社会。

老虎进城，那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而已！

虎患横行时怎么办？

当100多只老虎蜂拥围住村庄的时候，1957年9月，位处雪峰山下的湖南通道县高坪村的村民们，做梦都不会想到，他们竟然经历了此生最恐怖的三个昼夜。

当年亲历这一恐怖事件的谢耀宗，那时是一个常年在雪峰山一带收山货的货郎。

他回忆说，他刚走进高坪村不久，突然看到放牧在村外的牛都疯狂逃了回来，村子里所有的狗瑟瑟发抖不敢出声。这时候，村口开始有人拼命敲锣，大声呼叫村民们赶紧进村躲避。

原来，就在整个村子附近，100多只老虎竟然将村子围了个水泄不通。

此后三天三夜，无论村民如何燃起火堆和敲打铜锣，老虎们就是不肯离去。

在持续整整三天三夜后，惊恐的村民们才搞清原委：之前村子里有人在山上捡了几只老虎仔带回村里。

然而，就在将几只小老虎放出去后，围攻的虎群不仅没有散去，而且像是失去了顾虑，集体疯狂冲进高坪村，在将村子里的牲畜全部咬死拖走后，还叼走了村子里的母女共三个人。

高坪村老村民李怀德后来回忆说：“老虎吃人吃得惨啊，连娘一起三个，扛到山上那伢还在哭。”

对于这一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是真实事件的“奇闻异事”，尽管自清朝初期开始，在湖南各地府志、县志中就不断有关于“顺治五年（1648）长沙府虎昼食人”、“顺治六年（1649年）益阳虎群行，食人”的记载，然而人类仍然难以相信，前后距离三百多年，湖南的虎患竟然曾经达到如此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而高坪村，仅仅只是湖南乃至中国大地上，曾经虎患横行的一个惊人缩影。

实际上，从1952年至1962年，整个湖南省陷入到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饿虎之灾中。十年间，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丧虎口，其中最高峰的一天，湖南省内更是有32人相继被老虎所吃。

若非史料确凿，这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真实事件。

在当代人的印象中，老虎按照教科书所说，似乎是一种独行动物，然而无数的史料都在告诉我们，这并非事实的全部。

早在湖南通化高坪村经历恐怖的百虎围村事件的三百多年前，康熙年间，四川人欧阳直就在《蜀乱》一书中记载当时四川的虎患时说：“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

对于当时四川省内老虎成群结队、横行出没的情境，欧阳直在书中特地指出，“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

他写道：“余途次草中，月下见四虎过前。又于叙南舟中，见沙际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过泸州舟中，见岸上虎数十逍遥江边，鱼贯而行。”

康熙初年的四川，经历明末清初长达数十年的战争、瘟疫和饥荒后，人口从明朝末年的600多万人，锐减至不足50万人，全省90%的人口丧亡，“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在大规模的人口灭亡后，四川境内的老虎开始汹涌挺进原来人类的属地，并疯狂啮食四川省内残存的人类。对此，欧阳直写道：“大抵蜀人死于贼者十之八，死于饥者十之二，仅存者又死于虎之口。”

所谓乱世出妖孽，康熙时人赵彪诏就在所著《谈虎》一书中指出，顺治年间，四川“虎患，十百为群，或夜半扶椽瓦而下，尽啮室中老幼”。

当时，四川地广人稀，南充知县黄梦卜向上级汇报说，他原来在南充招徕了户口人丁506人，没想到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现存223人。黄梦卜不死心，又招来了74人到南充落户，谁知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

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新任四川荣昌知县张懋带着七名随从抵达荣昌县城就任。他们进入县城后却发现，全城死寂空无一人，“蒿草满地”。

正当大伙感觉纳闷时，突然，一群老虎猛地蹦了出来，张懋主仆八人惊恐之下慌忙逃命。怎奈虎口凶猛，转眼间，张懋尝的随从，就有五人丧生虎口之下。

对此，经历过明末清初四川这段疯狂虎患时期的当时人刘石溪在《蜀龟鉴》中，对清朝初年四川死于虎患的人口作过粗略估计：“自崇祯五年（1632）为蜀乱始，迄康熙三年（1664）而后定”，30余年中，川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

即使到了民国时期，1930年，在重庆主城区金汤街内，当时担任川军32师师长的四川军阀唐式遵有一天夜里在府中大宴宾客，突然一只老虎直接闯进了唐府厅堂之中，众人大惊失色。慌乱之中，唐式遵的卫队急忙将老虎乱枪打死。第二天，唐式遵为了安慰宾客，又邀请客人们前来吃老虎肉，并美其名曰“虎宴！

实际上，在清代乃至民国，甚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代，关于老虎闯进城市中的记载一直不绝于书。

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初三，北京城中闯进了一只大老虎到处游荡。这只老虎当时先是在北京东便门一带出现，后来又窜至京城前门，转入西江米巷原川陕总督年羹尧府中。

一直到进入北京城后第二天，这只老虎才被闻讯赶来的京城卫戍部队开枪轰击，然后用长枪扎死。

对于这件猛虎进入京城的奇闻，雍正帝当时就在署直隶总督蔡挺的奏折上，写下朱批：“有此奇事乎（猛虎入城）······奇。从古罕闻之事也。”

到1957年，北京昌平十三陵附近，还有关于老虎出没的记载。

据动物学家研究，老虎大约在200万年前起源于中国，然后逐渐向亚洲其他区域扩散，并逐渐演化为9个亚种。这9个亚种分别为华南虎、西伯利亚虎（东北虎）、孟加拉虎、印度支那虎（东南亚虎）、马来虎、苏门答腊虎、里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

据推测，在19世纪末期，全世界的野生老虎大约还有10万只。然而，随着人类开发活动的不断推进，到了20世纪，里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3个老虎亚种相继灭绝。但此一时期，华南虎与东北虎，却仍然在中国的大地上到处肆虐。

早在东汉时期，王充就在《论衡·遭虎》中提到，老虎经常闯进东汉帝国的各座城市中，“虎时入邑，行于民间”。到了唐朝时期，作为帝国首都的长安城周边，仍然虎患不断，对此，唐朝诗人张籍在《猛虎行》中提到，长安城周边“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林行”。

到了与南宋同时的金宣宗时期，曾经作为北宋首都的开封府境内，仍然存在猛虎食人的记载。金宣宗甚至“诏亲军百人射杀之，赏射获者银二十两，而以内府药赐伤者”。

从公元1世纪到13世纪，中华帝国境内即使是在首都周边，也是到处虎患横行。而人虎冲突的状况，随着中国人口的大爆炸，即将愈演愈烈。

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中国人口是5648万人；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中国人口是6659万人；然而，到了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中国人口突破1亿人；仅仅80年后，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国人口大爆炸至3.98亿人。

人口的大爆炸，意味着人类对森林荒地的不断开发，老虎的栖息地不断遭到压迫。在此情景下，进入明清时代后，人与虎的遭遇冲突开始愈演愈烈，并广泛记载于各地地方志、文人日记等各种史料之中。

在经历明末清初长期战乱和虎患后，清朝初年开始，政府号召人民前往四川屯垦。经过长达两百多年的“湖广填四川”运动，四川和陕西南部原本急剧萎缩的人口恢复增长。就在陕南西乡县的开发过程中，康熙年间，西乡县的虎患让人为之战栗，当时，西乡县内“不特虎迹交于四郊，而且午夜入城伤害人民，殃及牲畜”。

为此，陕南西乡县知县王穆，特地重金招募勇士数十人杀虎，“捕者癸巳（1713）至乙未（1715）射虎六十有四”。短短两年间，仅西乡县由官方组织的打虎队，就射杀老虎达64只，陕西虎患之严重可见一斑。

除了人口增长、大量老虎栖息地被破坏之外，明清时期的气候因素，也是这一时期虎患严重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