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负责本地真正的官员们来说，胥吏在很大程度上对日常工作有帮助作用，但是他们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往往都放大到官员的身上。对于从小接受儒家教育的他们来说，这是很不体面的事情，严重影响着他们的声誉，对他们在职场上的发展很不利。

但是对于胥吏们来说，虽然有一定的文化，但是大多数从小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过早地在名利场上活动，很多人思想素质并不是很高，他们并没有把名声看得很重，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的时候，是不会考虑过多考虑尊严问题的。官员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工作之后，最担心的就是本地胥吏问题，如果这些人给自己的工作或者前途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将让人十分烦恼。

对百姓们来说，这些人简直像瘟神一样可怕，最怕和这种人打交道，一不小心，就会被这些人利用各种借口欺诈剥削。夹在官民中生存的吏们，大多数人如鱼得水，有的甚至能在一方称霸。但是一个稍微大点的官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赶紧藏好自己的尾巴。

胥吏之改革措.和官勾结之时，胥吏性质变化，也是历史的进城之一！

当吏员们只是在本土胡作非为的时候，人们是不能拿他怎么办的，因为他能巧妙地避开明面上的规矩，让上面的人无法下手调查。当这些人碰到自制力很差的官员时，两种人就会狼狈为奸，共同利用自身的优势，将一些政策线上的利益收入囊中。当两人的力量发挥作用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就非常大。

危害的不仅是当地的百姓，甚至能影响到国家的稳固。这样的事情一旦产生就会引起国家的重视，一旦最高权利出手，这些人就没有任何挽回之地。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各个时期的君主们会不断地结合当地情况调整管理。

“胥吏抱牍如山，公片言立决”，相互之间勾结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十分巨大，这远比一个人的力量要大很多。当每一个朝代进入新阶段之后，或者有新的掌管者之后，会事先把官吏问题拿到明面上来处理。这样可以给所有的官员们敲响一个警钟，如果一味的纵容，一个大国迟早是要受这些人牵连的。

地方整顿，整体提质，也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裁免吏也是很重要的办法，有的时代，人们会充分发挥一个地方乡绅的作用，来代替以往的吏们。这些人往往具有很高的威信，他们在见识和学识上往往超过吏员，而且大多数家庭背景很强，拥有不错的财富。

给这些人安排一些辅助沟通工作，不用太多担心造成不好的现象。据史料记载，通过这样的人物来治理一些偏远的地区，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他们对一个地方的稳定和团结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时间一长，以前的官员们变得越来越少，可以节省更大的开支，同时可以避免真正的官员们犯错。而士绅们的地位较高，在官员面前可以得到一定的尊重，两者之间的利益连接没有那么紧密，所以也就很少发生勾结的事情。这样的设置对于整顿上层队伍也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就连历史上清正廉明的包拯，也曾经被这些小吏给戏弄过。包拯坐开封府南衙时，有个人犯法，按律当受脊杖，便事先贿赂值堂书吏。这个赃吏收钱后关照犯人：“审讯时你大喊冤枉，我自会为你辩解。”果然，审讯时犯人分辩不已大喊冤枉，那吏员大声骂道：“快吃了脊杖滚出去，别啰嗦！”包拯听后马上对这书吏的卖弄权势产生厌恶，便将他责罚一通，反而把那个犯人从轻发落了。在包拯看来，这叫“以抑吏势”，殊不知“已为（吏）所卖矣”！

这便是官清如水敌不过吏猾如油的最好例证。在一部中国州县衙门史上，清官斗不过猾吏的故事有的是。为何会出现这种怪象？根源在于官制和吏制的不同：“官人者，异乡之人；吏人者，本乡之人。官人年满者三考，成资者两考；吏人则长子孙于其间。”吏员大多是当地豪富推选的，世代盘踞地方衙门，早已与豪富勾结成一气，形成地头蛇之类的势力；而那些到州县里来当官的全是外乡人，上任之初连语言交流都尚是障碍，哪还谈得上熟悉民情，明察秋毫？等有点熟悉了，又得依官制调走。在那些资深吏员看来，衙门的真正主人是他们，上面派来当领导的反倒成了过往客人。如此，官员“为吏所欺”也就理所当然了。

自然，像包拯这样行事的，还是出于一个清官的动机，如果是庸官当政，则会不辨是非，被猾吏牵着鼻子走。《名公书判清明集》里记载，南宋江东提刑蔡杭在管辖诸县转了一圈，收到的状纸全是老百姓控告猾吏的。仅以弋阳县孙回、余信二猾吏为例：其平素作为是，广泛分布爪牙，“私押人入狱，讯腿荆至一二百”；其日常收入是，“既有无名钱，又有自寄钱”，对百姓敲锤骨髓，以致怨声载道。当蔡杭传讯证人调查他们的罪行时，他们却率弓手二十余人去捉拿证人；当蔡杭下令逮捕他们时，他们又“拒而不出，方且酣饮娼楼，扬扬自得”。最后，蔡杭的判决是：“孙回决脊杖二十，刺配惠州牢城；余信决脊杖十七，刺配南康军牢城。”

猾吏的气焰既然能嚣张到如此地步，身后自有一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存在。所以判决出来后，立马引来一片说情之声，“皆谓本县纲解首尾，皆在孙回名下”。财政收入是县政的中心，既然孙回一身而系全局，蔡杭也只好作罢。于是罪犯又以能人的资格，继续从事他的公务。

官清如水难敌吏猾如油的又一原因，还在于吏员通晓成例，熟悉档案。说起来这又是中国官场的一大传统：办任何事情，除了有一套繁琐的程式和基本法令之外，应该援引或可资类推的成例也浩如烟海。但是究竟该找什么成例，该从档案库里的哪一架哪一格上去调取，那就是另一门学问了。科举出身的当官人，少有能摸着这些门道的；至于靠荫袭、保举、军功或捐纳等出身的人，就更要差上一大截了。于是，当官的便得向做吏的讨教，抑或干脆交给做吏的去办。

那么，吏员的这一套“吏道”是从哪儿获得的呢？一靠家传，即世代为吏，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二靠从师，秦汉时“以吏为师”是社会教育的一项内容，科举制度创立后，依旧有不少专事“吏道”教育的吏师，还有一些在职吏员也利用业余时间收徒教习，居然还有像《习吏幼学指南》之类的通俗教材；三靠自身修炼，久炼成精，特别是那些老奸巨猾的老吏员，简直就是州县衙门里的“真衙神”。

宋人刘克庄有首《咏老吏》堪称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少谙刀笔老尤工，旧贯新条问更通。斗智固应雄鹜辈，论年亦合作狙公。孙魁明有堪瞒处，包老严犹在套中。只恐阎罗难抹适，铁鞭他日鬼臀红。”这种老吏，阳间没人能治，所以只能诅咒他死后逃不过阎罗王这一关了。

更不要说是初来乍到的杨津正了，面对的这些狡猾如斯的小吏衙役，他可以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