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政局来了工作人员，说俱乐部给市长的信和给民政局的报告都收到了，市委和局领导很重视此事，让他们来了解情况。他们详细询问并记录了我的年龄，学历，病情，家庭成员，生活情况，经济来源，筹备俱乐部经过，核心成员情况及地址，准备一一访问。

我说，病残青年渴望就业，渴望交流思想，渴望做有用的人，我们成立病残青年俱乐部，就是希望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自立互助，做一些具体的工作。

工作人员很赞同我们的想法，夸我思维清晰，对残疾人状况有感性认识，对我们已开展的活动给予了肯定。并说：民政支持残疾人生产自救，可以提供资金支持。残疾人工作要有政府统一的组织或委托某个部门来领导，要有一位副市长专管，建议由你们病残青年直接向政府提出，领导更容易接受。民政可以请市长与病残青年座谈。成立俱乐部的事，只要统一组织领导这个问题解决了，有专管领导了，一切就都好解决。他们很诚恳地说，你有困难提出来，我们帮助解决，民政的工作就是解决群众困难的。

核心组聚会，大家一致认为坚持办俱乐部与建议政府统一组织领导同步进行，一并写在给政府的报告中，再次重申，俱乐部自立互助宗旨，是残疾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民间组织，适合中国国情，适应改革开放形势，希望政府批准俱乐部。同时商议生产自救及与市长座谈的内容。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我们递出的报告没有回音，民政支持的动作也一再地拖延。核心组成员中有人反馈，在单位被领导警告别参加非法组织。一些骨干有了退意，一些骨干面带疲容与之前的振奋状判若两人，还有志愿者来告知单位不同意他们参加俱乐部活动。

小潘私下找我说，街道办事处表示愿搞生产，但不支持俱乐部，所长要我脱离俱乐部。对外你就说我是来帮助你的，帮你跑跑腿，并没有参与俱乐部活动。听说谷老师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也受到音协某些领导人的非议。他谨慎地建议，俱乐部先不要造声势，不要谈章程，刊物宜谨慎，以免民政局等部门误解。

我忍不住泪下，既然知道我们做的是好事，知道这些人可靠，却又不敢支持，怕的是什么？防备的又是什么？人为地制造矛盾，站在群众对立面。群众有困难找政府，政府不能帮助解决甚至不理，群众自己想法子解决困难，政府监督却很勤快。

见我眼泪八岔，情绪激动，小潘低头许久不语。临走时说，想开点，有事你就找我。

小潘走后，我一个人痛哭难抑。谨慎是对的，但不能裹步不前。现在的社会是，人人都怕出错，只好不做；而有谁想做，就遭八面发难。结果谁也别动，这就是当前疲沓的根源。一件新生事物如何能完美？困难难免，但阻力不应该首先来自政府和领导，当领导的不信任群众，这是最令人伤心的。我没什么可担心失去的，也不怕责难，倒要试一试，无私无畏地做点事。

在核心组会上我表示：残疾人组织起来是我们多年的愿望，也是我唯一能为社会尽力之处。我的人格和精神境界是公认的，不必谦虚，惭愧的是做事太少。俱乐部是新生事物，必然会遭到阻力和责难，也不可避免会犯一些错误，我愿负主要责任，如有追究我愿意全部承担。你们都是名人，有的已经有单位，应当要保护。

京生对我的话表示理解，补充说：出名者在二线，必要时可出来说话。

俱乐部有个合法身份的期望变得遥遥无期。民间组织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先例，民政部门对此持谨慎态度。在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之后，西北的兰州、西安，东北的大连、沈阳，南部的广州，中部的上海、南京，以及全国许多大中小城市都陆续成立了残疾人自助组织，不少地方获得共青团的认可。他们的成功激励了我们，于是我们又积极争取共青团北京市委的支持。不久，共青团市委，市青联领导同志都来俱乐部，称俱乐部是创新，为国分忧，病残青年工作也是共青团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关于俱乐部的归属问题，应由市政府和民政部决定。尽管民政部城福司狄亚司长、民政部城福司薛恩元处长，北京市王纯副市长，共青团市委马木强书记，市青联李光荣秘书长等领导人多次参加俱乐部活动，并对残疾人振奋精神，生产自救给予高度肯定，但都回避了俱乐部的合法身份问题。也因此，媒体的报道尽量不出现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名称，甚至1982年9月26日俱乐部召开成立大会的庆典，媒体的报道也是将其演变成一次病残青年的联欢会。1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综合节目让我谈谈如何对待生活，播出时剪去了我谈有关俱乐部的一段，只在前面介绍我联系了许多病残青年。

没有合法身份是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的硬伤，俱乐部都没挂过牌，大家就凭口口相传找到羊肉胡同这样一间大杂院里的小屋。没有公章不能对外联系，哪怕借个活动场所都处处碰壁，没有介绍信免谈。唯一一次邀请中央乐团为残疾人义演，地点在北京展览馆剧院，还是团市委出具了介绍信。但活动从头到尾也未体现组织者是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媒体报道：中央乐团为病残青年生产自救募集资金义演。

没有帐户，俱乐部不能接受社会捐赠，有个别愿意捐钱的单位和个人，我们只能出具俱乐部自制的收款凭证。资金一直是困扰俱乐部的难题，《朋友之间》就在这艰难中坚持送到朋友们手中，靠会员自己刻字，后来是打字，油印。那台为《朋友之间》立了大功的油印机，没有商标，是会员自己制造的；那摞白纸，是造纸总厂的同志们捐赠的；为了节约开支，每期都请会员自取，几个会员一本互相传阅。大连市残疾青年协会、镇江市残疾青年协会、南京市残疾青年协会成立大会都发来邀请函，俱乐部都因没有经费未能赴会，失去了许多次与全国各地残疾朋友及组织交流的机会。沈阳市残疾青年协会成立，来函力邀，仅此一次，俱乐部派四人赴沈阳，沈阳百余名残疾青年在火车站迎接他们，那阵式令人感动，回京后大家一再感叹后来者居上。甚至，西电公司残联主席王延等人来访时，看到俱乐部的清贫，还赞助了信封、信纸等办公用品。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俱乐部尝试办经济实体，期望通过自办经济实体，以提成形式为俱乐部提供些活动经费。俱乐部倾力创办的第一个经济实体，是以重残会员刘立名义开办的个体同心工艺店，开办资金是会员的手工艺品在中山公园义卖所得的收入，店匾是会员自己制作。工艺店安置了刘立等四名重残会员就业。北京市残疾人协会成立后，同心工艺店归属市残协所属的实业公司，更名芳远美术服务部，刘立转为集体所有制职工。筱晓书店是俱乐部创办的第二个经济实体，以重残会员朱晓峰名申领个体营业执照。开办资金是俱乐部组织的三场义演，吴运铎给海淀区高官写信特批了书店申请用地，在万寿路西翠路口，北京电视台记者陈胜利联系解放军与俱乐部军民共建，部队拨款建成二十五平方米书店。筱晓书店开业时，吴运铎，部队、市青联领导，以及俱乐部会员和部队战士七十余人参加了开业仪式，吴运铎还题写了名匾，沈阳残疾青年职业培训学校赠送俱乐部锦旗：开路先锋，一直挂在筱晓书店内。书店安置朱晓峰等四名重残会员就业。之后朱晓峰归还俱乐部通过义演募集的资金。这两个经济实体帮助几个重度残疾人实现生产自救，但俱乐部期望以经济实体解决活动经费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俱乐部合法身份和经费问题不能解决，俱乐部内部又出现分歧。有几个会员宣布退出俱乐部，另成立了华文残疾人协会。一时，有许多批评我的声音。有的说我接触社会少，极左，却固执，刚愎自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大家；有人指出我说话噎人，态度生硬，当面批评不懂拐弯抹角。我自省，在大事上是民主的，但小事上专断；待人是真诚的，却过于粗率。我痛心，出现分歧责任在我，但根源却在于存在认识观念上的差异。许多人做公益，也为残疾人服务，目的是个人利益或机构营利，公益成为其手段，这是俱乐部不应当认同的。俱乐部需要资金，为了筹资也可以引入一些营销手段，但目的不是营利，而是公益，是服务残疾人。许多人喜欢轰轰烈烈的活动，满足于创造一系列的全国第一就可以了，而对长期的、持续的服务不感兴趣。俱乐部的宗旨是自立互助，这一点不能改变，是俱乐部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观念的改变，需要打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