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之时，韩瑗上书给李治，为褚遂良辩护说他冤枉，说褚遂良是一个为国家着想、不顾个人家庭的人，他的品行坚定如风霜，意志坚强如铁石。

他是国家的忠臣，也是陛下的贤良辅佐。他没有犯什么罪，却被排斥出朝廷，让朝廷内外的百姓都很惋惜和不解。

并举例晋武帝宽容大度，没有因为刘毅的直言而加罪于他；汉高祖仁慈，也没有因为周昌的直率而生气。

但褚遂良被调离，已经过了一年，他对李治并没有不敬，对于褚遂良贬黜一年的惩罚已经足够了。

所以希望李治能够审视他的无辜，稍微宽容一些，不要因为一些小错就惩罚他，以顺应人心。

但李治却对韩瑗说："我知道褚遂良的情况，但他性格倔强，喜欢冒犯上级，因此我要责备他，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他辩护呢？"

韩瑗回答说："褚遂良是国家的忠臣，只是因为谗言和谄媚而被诋毁。以前微子离开后，殷国就灭亡了；张华在位时，国家的法纪并没有混乱。如果陛下无故放逐旧臣，恐怕对国家不利。"

虽说韩瑗的话说得李治哑口无言，但李治依旧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因为建议未被采纳，韩瑗请求退休回乡，但李治没有同意。

紧接着，刘洎的儿子上书申诉他父亲的冤屈。声称在贞观之末，他的父亲因为褚遂良的诬陷而死，李义府也帮助他申诉。

李治便询问身边的大臣，大家都迎合李义府的意见，说刘洎是冤枉的。只有给事中长安的乐彦玮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说："刘洎是大臣，皇帝偶尔身体不适，他怎能立刻自比伊尹、霍光那样的人呢？现在如果为刘洎平反，岂不是说先帝用刑不当吗？"

李治认同了乐彦玮的话，对此事作罢。而褚遂良也失去了回到朝堂的机会。

其实韩瑗为褚遂良辩护，是官员之间的互相支持和保护，也体现了忠良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

褚遂良被调离的原因与他的直言进谏有关，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被视为冒犯上级。

李治对韩瑗的回应表明，尽管他知道褚遂良的情况，但因为褚遂良的性格和行为，李治仍然决定处罚他。

这反映了皇权的绝对性，即使面对忠臣的建议，皇帝也有最终的决定权。

而刘洎案件的处理则显示了此时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一方面，有人试图通过申诉来平反冤屈，另一方面，也有人担心这样的行为可能会质疑先帝的决策。

乐彦玮的言语体现了对历史和传统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当前政治局势的谨慎考虑。

皇权独裁的朝堂之上，纷争不断也属正常。反正只要李治同意，黑的便可以是白的。

李治可没有他老爹李世民的气量，更没有李世民的眼光。身边的忠臣减少，那就代表着奸臣的增加。

容不得反对与批评，有了错也不会认错更改，用人不讲才能，只认亲疏。有这样的皇帝，国家不衰弱是不可能的。

显庆二年春，秦琼旧疾复发。于二月离世。

李治闻讯，愁眉不展，言说之词全是北边没了秦琼的震慑，突厥恐怕又会与大唐为敌，全无半点悲哀伤心之色。

而武曌则是让李治不用担心，言说朝中还有苏定方与薛仁贵，有此二人镇守北疆，定可让牛木二不敢擅动。李治闻言大喜，直夸武曌善于识人。

不过，他倒是遵照惯例，让秦琼陪葬昭陵，去地下陪伴李世民。

崔俊得到秦琼离世的讯息已是在半年之后，扼腕之下，崔俊哭红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