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芳环顾众人，看到大家都在竖耳恭听，便开始了他的长篇论道。

“古语有言，天不变，道亦不变，我华夏文明自黄河、大江流域始，先祖创立了天命、占卜、禅让思想，随之是神佛释道灵鬼和各族形成。殷商代出现星占历算之学和祭祀仪轨之学，医药方技之学。至周代，亲族之情、人之等级被巩固，随之出现周公礼乐思想，尊一个礼字。春秋列国时期，诸侯割据，群雄并立，道术为天下裂，历算之学和星占之术、阴阳五行普及推动。及至孔孟二圣，更注重礼和仁、性善和道德，讲究天地君亲师，儒家思想逐渐形成。同时期百家争鸣，墨家则是寻求富之、众之、治之局面，注重实用性。道家则有老子上通天道、中贯世道、下至人道，直至神秘的终极境界，以及庄周的化道思想。百家争鸣结束，秦皇焚书坑儒，汉武罢黜百家，使各家界限淡化，特色泯灭，吸收借鉴间，儒学兴起，儒者把玄黄之学、阴阳五行与天文历算接纳其中，儒家经学逐渐形成了主导。”

“其后党锢之祸起，君权压制思想，使得一些儒者由济天下转向了修身养性，追求个人品格，一批士大夫转而寻求人性与天道，实现人生圆满。及至盛唐，科举兴起，士人已经不再有往日之批判精神与独立意识，转而因循守旧，知识逐渐教条化和简单化，为应试而备，思想实际被套进固定的圈子里，继而停滞不前。安史之乱后，盛唐不再，藩镇割据，朝廷式微，重建君主权威和思想秩序成为迫切。韩愈、柳宗元等士大夫针砭时弊，追求激进，排斥异端，为下一个思想的兴起埋下了资源。”

“至我大宋初，太祖大统，礼制恢复重建，道德秩序逐步有序，此时却出现了一个往世不曾有的局面，王安石变法受到儒家强烈反对，大批士人被迫或者主动赴洛阳，因而产生了文化中心洛阳与君权中心汴梁的分离。随后，私塾盛行，乡绅出现，士大夫开始追求伦理之合理性，追求个人在道德上的品级地位，进而产生了个人主张和个人对社会秩序的衡量标准。此时，在儒学之基础上，理学应运而生，并在如周敦颐、程颐、程颢等一大批先贤推动下逐步明朗。至朱熹朱夫子，通过经典诠释、秩序重构，并深入人间游历讲学，终于确立了以理学为思想依据的道统经典，使那些本来属于上层人士的道德与伦理，逐渐进入了民众的日常，被普世大众所接纳，理行天下，理兴天下，理乃万事万物之源也。”

“以上即为华夏思想发展形成之历程，理越辩越明，道越论越清，大家可以论一论，讲出各自观点。”

赵德芳一口气讲来，把个在座的众人都镇住了，祖王爷年纪轻轻，竟然了解的如此之清，竟然分析的如此之精。一阵沉寂之后，众人开始了讨论。

“祖王爷博学多览，小官实不及十之一分也。”堂长金履祥首先开口，他其实是在场之人中最为精通理学者，在书院教授朱子理学，以及工、算、水利等均有涉及。他继续道：“当今思想主流以孔孟儒学为尊，已历一千六百年，理学由程朱而来，不过百余年，尚需历代来积淀完善，需要的是出现大儒来带动，也需要我们这些人能够静下心来，为其开枝散叶，发扬光大。”

堂主黄超然接道：“朱子理学的出现，为思想开辟了一条新路，为士大夫们开阔了眼界和见识，万物之源皆存天理，吾辈当依理做事，遇事当缜思之，找到其存在的本质道理。”

“天地一理，因此要知行并进，先知而后行。”

“人之初生来即囿于善恶情欲病等气禀，长大后又有无穷之欲，既受气禀、物欲之拘蔽，则学者应该以践修为先务，当以圣贤自勉，亦须有刻苦之实功，方可兴造圣贤之道。”

一众教谕越谈越欢，搞得赵德芳一阵头大。看来这八百年观念的差距，不是仅凭几句话就能沟通得了的。他不得不再次出声。

“主流思想不但要坚持，更要创新，才有活力，有传承，才能用思想来引领行动，君王可用于治国理政，士大夫可齐家修身正己，农工商可安分守己，社会秩序就能在正统思想的引领下越来越有序，从而反哺为国强民富，继往开来。”

“然而，事物都是有两面性，如果主流思想退步了，亦或者被歪理学说代替了，那么给我们带来的将又会是清气散开，浊气上升，则会礼崩乐坏，道德下降，善恶不分，秩序很乱。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