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变成农奴之后，要做的事情就多了，人们要缴纳息金、地租和服徭役，连结婚的自主权都被剥夺。

那些侍奉着天主的教堂和寺院的管理人，身居高职，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其实都是披着人皮的豺狼，他们看上去道貌岸然，实际上贪婪好色。这些上层僧侣开始不满足于将教堂周围的农民变成农奴，而要将所有农民变成他的奴隶，因此当农民起来反抗时，他们和同僚、贵族沆瀣一气，迫使没有人站在农民这一边，那些可以提供帮助的僧侣也装聋作哑，因为他们不愿自相攻讦。当农民诉诸法律，僧侣们又联合起来同农民进行诉讼斗争，他们把这种事情当作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因为如果农民打赢了官司，那么他们就无法继续扩张教堂农奴的队伍，所以必须要确保农民失败。

这样农民就处于绝对的劣势。于是僧侣开始变本加厉地像勒索农奴那样勒索自由佃农，让他们服劳役，交赋税、死亡税和鸡禽等贡品，如果有自由少女和妇女同佃农结婚，教堂就要将她拒之门外，不向她提供任何服务，直到她本人愿意当教堂的农奴为止，反之如果自由佃农同农奴结婚，教堂也这么对待他们，直到他们都愿意当农奴为止。

如果这样的手段还不能让新人屈服，那么教堂就会将新郎丢入监狱，直到新娘屈服，要是有人根据古老的特许诏上诉，就要受到鞭笞或入狱的回敬，总之，肯普藤地区的农民就生活在这样残酷的世界里，许多人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

压迫从来没有尽头，早已严酷不堪的劳役和赋税又一次加重了，谁不听从摆布就要受到教会法庭的审讯，或是被抓进监狱，或被处以极刑，被迫交出抵押品，佃农还会被赶离他的田地。农民们遭到长时间的折磨和虐待，最后被迫发誓：不报复、不受他人保护、缴纳赋税、服兵役、服从徭役、忏悔节供鸡、纳死亡税和人头税。

眼下就连佃农的自由妻子都要受到教堂的差遣和使用，哪怕是自由人，只要租用教堂的田产，也必须承受与佃农相同的负担。农奴们的境地更加悲惨，死后还要将半数遗产交给修道院院长。失去双亲的孤儿的遗产则被剥夺，还要被迫立字据声明自己是教堂的农奴。

如果有不服从的，罚金高达一百古尔盾，有时是全部财产的三分之一，这些罚款作为永久息金被强加在自由继承的田地上。过去赋税是两三个先令，现在已经增加到三、四以至五个古尔盾，这些赋税就是农民身上永生永世的枷锁。

肯普滕的农民终于忍无可忍，准备反抗。然而，面对农民的反抗，贵族和城市也加入进来，他们像高级僧侣一样，将农民的骚动当作是自己的事情，因为农民的行动已经波及到他们的统治。

“我们跪在市政厅前呼吁城里的大人给我们主持正义。”海因里西·施密特低着头小声说道，“如果我们的要求是错的，我们理应受到谴责，如果我们的要求是恶劣的，我们宁愿去死。可是没有一个老爷听我们的话，他们不在乎我们的遭遇，只拦住侯爵的兵马，又叫我们放下武器，继续当修道院院长的仆人。人们不接受这样的条件，于是他们派我去向皇帝提出控诉，让皇帝为我们主持公道。谁知道···自封侯爵的修道院院长竟然派刺客尾随我，想要把我杀死在路上，好在那刺客只在乎有人们签字的陈情书和财物，我在争抢它的时候掉进河里，差点淹死。幸好有您，大人，如果不是您，恐怕我早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