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平日里就喜欢听好话,听到周青臣的奉承话后,他感到更加高兴和满意。但就在这时,博士淳于越,一个原本来自齐国后来成为秦朝臣子的人,却突然站起来打断了这和谐的氛围。淳于越直言不讳地说:
“我听说殷商和周朝之所以能够延续那么长的时间,短的几百年,长的甚至上千年,都是因为他们在开国之后,广泛地分封子弟和功臣,让他们成为国家的支柱和辅助力量。然而现在,陛下您已经统一了天下,但您的子弟却只是普通百姓,如果他们将来遇到像田常那样的权臣想要作乱,那该怎么办呢?我淳于越因为是齐国人,所以对田常的故事比较了解。如果没有亲近的宗室和大臣来辅佐和保护,那国家在遇到危机时又能依靠谁呢?总之,如果不以历史为鉴,不学习古人的智慧,国家的未来是很难持久的。而周青臣只知道一味地奉承陛下,这反而可能加重陛下的错误,这样的人怎么能算是忠臣呢?请陛下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秦始皇听到淳于越的谏言后,原本愉悦的心情顿时转为愤怒,但他还是强忍着没有立即发作。他转而向在场的群臣广泛征询意见,希望了解大家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和利弊分析。这时,一位大臣挺身而出,他愤怒地站起身,大声向秦始皇进言:
“陛下,历史上的五帝治理方式各不相同,三王之间也没有沿袭前人的成规,这说明治理国家的道理是灵活多变的,关键在于能够顺应时代的变迁。如今,陛下您亲手开创了伟大的基业,正在为后世子孙制定万世之法,这样的远见卓识,岂是那些浅薄的儒生所能理解和知晓的!而且,淳于越所说的三代故事,虽然有其历史背景,但那些都已经过去了,不再适合作为我们今天的治国典范。当时诸侯纷争,游学之风盛行,导致百姓思想混乱,异议四起。但现在,天下已经安定,法令统一,百姓们应该安心于自己的本分,各自勤勉于自己的职业。农民应该努力耕种,工匠应该专心制作,士人则更应该学习法令,自觉遵守规则。然而,这些儒生们却不去思考如何适应现实,反而一味地想要模仿古代,对当今的朝政指手画脚,非议不断,甚至迷惑百姓,制造混乱。这样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我恳请陛下不要被他们的言论所迷惑,要坚定自己的信念,继续推进您的伟大事业,不要让这些愚昧的儒生影响了您的决策!”
秦始皇听完这位大臣的发言后,心情大好,又多喝了几杯酒,直到连饮三大杯后才下令宴会结束。各位读者可能好奇,这位最后发言的大臣究竟是谁呢?他就是李斯,此时已经由廷尉一职升任为丞相。李斯是当初主张设立郡县制度、废除分封制的主要人物,他得到了秦始皇的充分信任,并坚决推行了这一重大改革。经过六七年的时间,新制度运行平稳,并未显露出什么明显的弊端。然而,偏偏淳于越站出来反对,想要推翻已经稳定下来的局面,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且无法接受!因此,李斯对淳于越的观点进行了强烈的驳斥,丝毫不肯让步。
宴会结束后,李斯回到家中,但心中的不满和愤怒仍未平息。他担心还会有人像淳于越那样出来阻挠改革,于是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他连夜起草了几条严厉的法令,并请求秦始皇颁布实施,希望能够借此堵住那些多嘴多舌之人的口。李斯迅速完成了奏章的撰写和整理工作,并在第二天一早入朝时将其呈交给了秦始皇。奏章中说道:
“古时候,天下处于分裂混乱的状态,没有谁能统一它,因此诸侯纷纷崛起。他们常常用古代的事情来非议当今的政策,用虚假的言辞来扰乱真相。每个人都推崇自己私下所学的学问,并以此来反对陛下所建立的制度。现在陛下已经统一天下,明辨是非,确立了唯一的权威和尊崇的地位。然而,仍有一些人私下里学习并传授非法的教义,每当陛下颁布新令,他们就各自用自己的学说去评议,表面上遵从,内心却不服,走出朝堂就在街巷中议论纷纷。他们夸大其词以博取名声,标新立异以显示自己高明,还带领众人一起制造诽谤。如果这种行为不加以禁止,陛下的权威就会受到损害,而私下的结党营私就会盛行。因此,我认为禁止这类行为是十分必要的!我请求陛下下令:除了秦国自己的史书之外,其他的史书都应焚烧掉;对于那些不是博士官职责范围内的书籍,如《诗经》、《尚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如果天下有人胆敢私自藏匿,应全部送到当地守尉那里,与守尉一起监督烧毁。如果有人胆敢聚在一起谈论《诗经》、《尚书》等禁书,就处以弃市的极刑;如果有人用古代的事情来非议当今的政策,就灭其全族;官吏如果知道这些情况而不举报的,与犯人同罪。命令下达后,如果三十天内还有人没有焚烧禁书,就处以黥刑并罚作筑城的劳役。(这里的“黥刑”就是在脸上刺字并涂上墨色,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也称为墨刑;“城旦”则是发配到边疆筑城的劳役,每天清晨都要劳作,是秦朝规定的一种为期四年的刑罚。)不过,有些书籍是不用烧的,比如医药、占卜、种树之类的书籍,这些对百姓生活有益的知识应当保留。如果有人想学法令,就拜官吏为师。这样一来,那些荒诞的言论就会平息,人心就会统一,天下就能长久安定,陛下的美名也将永远流传。我冒死将这些建议呈报给陛下,请陛下圣裁。”
这篇奏章被呈送给秦始皇后,他亲自审阅并亲手写下了一个“可”字,表示同意李斯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批准后,李斯立刻遵照皇帝的命令,向全国发出了号令。他首先从咸阳城开始,命令手下人仔细搜查所有的书籍,一旦发现《诗经》、《尚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就立即全部烧毁。随后,这个命令被传达到了各个郡县,要求他们按照咸阳的做法,一一执行。官吏们因为害怕秦始皇的威严,而百姓们又因为害怕官吏的严苛,所以没有人敢为了保留几部古书而冒险触犯法律。他们纷纷主动将家中的书籍交出,任由这些珍贵的文献被一一烧毁。然而,在曲阜县的孔子家庙里,孔子的后代们却秘密地将数十部藏书藏在了墙壁的夹层之中,这样才使得这些书籍得以幸免于难,被保存了下来。除此之外,在那些偏远、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或许还零星地藏着几册未被焚毁的书籍,但这些书籍就像凤毛麟角一样稀少,难以找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皇宫中所藏的书籍却依然存在,并未被毁去。直到后来咸阳宫也遭遇了一场大火,被烧得干干净净,那些珍贵的文献和遗产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惋惜的怪事!这一切的背后,无非是一种愚民政策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