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九月的一天，天刚放亮，村里来了招工的，说是去边城拾棉花，很赚钱。我便报了名，跟着村里带队的工头去了。原本我和你妈商量一起去的，可是你爸不同意。临走的时候，你妈托付我顺便打听一下你姐的下落，我就随口答应了。

为了找到你姐，我主动申请让他们把我分到去边城的队里。边城比其他地方远得多，为了省些钱，我只买了站票。那时候的火车还是绿皮车，跑得很慢，车上人挤人，连蹲下都费好大劲，再站起来就更困难。至于吃顿饭、上个厕所，更是难上加难。刚从西州上车时，我心里还有些激动，对接下来的日子抱有一丝憧憬，但随着夜晚的到来，我们的漫长煎熬也开始了。中间在大城市鲁城中转的时候，我差点放弃。

一路上我身体不舒服，强忍着，终于到了边城。为了见到你姐，我怀着一丝希望，硬着头皮坚持了下来。经过了两天两夜，走了三千多公里，终于到了边城。进入连队后，我们被安排在一所学校里住宿，就在教室里铺的木板床上睡觉，吃大锅饭。

一到那儿，我就开始打听有没有乡党。结果，我打听到了一位支教多年的刘老师，他就是当年领养你姐的人。我给了他点好处，他答应安排我去见你姐。于是，白天干活，晚上等刘老师的消息。

每天一大早，学校的大喇叭就开始播放《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吃完早饭，来到棉花地里，露水也蒸发得差不多了，一天的劳作就这样开始。刚到地里时，我觉得这里的天特别大、特别低，太阳和云朵仿佛就在头顶。眼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棉花地，那些五颜六色的棉花让人感觉头晕目眩。

最初几天，我每天只能摘不到50公斤棉花，后来渐渐适应了，每天能摘到100公斤。那些日子真是苦，腰背疼得几乎直不起来，却还是咬牙坚持。记得中秋节那天晚上，我对着月亮祈祷，希望能见到孩子。

终于有一天，刘老师来找我。经过商量，他答应让我和孩子见一面，但其他要求都不答应。

天黑后，我干完活，便跟着刘老师去了一个村子。我们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我刚进屋，还没见到孩子，孩子的养父（那边叫“达达”）就显得很不高兴，他责备道：“你们就不该来！你不来她就不知道自己是领养的，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都让你们搅乱了。”

我心急如焚，眼看就要哭出来，幸好孩子的养母（那边叫“阿娜”）心肠软。她叹了口气，招呼了一声：“见一面就走，就这一次，安拉胡，安拉胡！”

我终于见到了孩子。她穿着一身绣花的红裙，那种鲜艳的民族服饰，看上去就像一朵刚刚盛开的花朵。她戴着头巾，蒙着面纱，我没看清她的脸，只看见她那双刚哭完的眼睛，泪痕未干，就像美丽的花朵上残留着几滴露珠，快要被太阳晒干。我心疼极了，仿佛心都要碎了。我走上前去，握住她的小手，她温柔的举止和羞涩的神情让我惊喜不已。孩子已经长这么大了，真是出落得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