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以后我再没见过伯母，关于她的记忆也在日趋模糊。

后来听我母亲讲，去诊所的前一天下午她都还在山上捡柴火。捆柴的时候伯母已经没有力气了，她压着深沉的嗓音跟我妈妈说难受想要回家。

在农村，相同命运的女人总会因为土豆的大小，李子的酸甜而聚在一起抱团取暖。她们弓着的背会从清晨的田野转移到傍晚的灶台，我经常能听到玉米地里传来熟悉的称谓“薛妹”。

薛妹，是我母亲嫁到这里以后周围人取的昵称。

我的伯母，一个聪明能干，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又不幸离世的农村女人，她就常常这样唤我母亲。

“薛妹走我们去捡柴！”

“薛妹我们一路去赶场嘛。”

自从伯母去世以后，我很少听到别人这样称呼我的母亲。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那性子温良恭敬，待人友善的的母亲变得坚毅了起来。她像是有使不完的力气，她比我父亲还要操心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是否积了一层泥。

伯母的去世更像是一个开关，一道控制洪流的阀门。

笼罩在我上空的悲伤死缠烂打地萦绕，拖着我父亲的胳膊，拽着我母亲日渐稀少的头发。处理完伯母的丧事后，家里的重心如同冲水一样迅速按下按钮，水位偏移到还躺在医院的伯父那里。

所幸的是我的大伯很坚强，他的身体也恢复得很好可以自己进食。从住院到观察，再到彻底康复用了足足三个月的时间。

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一双眼睛皱皱巴巴地摆在脸上，额头的纹路几乎可以插下两排水稻。说不清为什么，他憔悴得吓人，可他却依旧云淡风轻地跟我开玩笑，甚至会趁我不注意时把我举过头顶调侃我又胖了。

回家以后大伯就一直在我家里吃饭，除去睡觉的时间他一直被我父母以及三四个近亲围绕着。家里热闹的可怕，我觉得和从前并没有什么区别。

“你去喊你大伯吃饭。”这是我母亲每天要重复三遍的话。

“你去陪陪你大伯，多陪陪他晓得不。”

“……”

每到夜里，我都要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拉灯然后左拐走五十米的距离推开大伯的门。他很喜欢看拳击比赛，电视的声音从客厅传到两家的走廊，我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他仰卧在沙发上悠闲得模样。

“大伯过去吃饭了。”我站在门口扯着嗓子喊着。

电视机的光在他忽明忽暗的脸上闪烁，他伸着懒腰冲我笑“好嘞马上来！”

他最喜欢说马上，其实十次有九次都要等比赛结束了才过来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