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农、工、商四民划分，最早出自春秋齐国国相管仲之手。

四民各有阶层，按照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地区，是管仲主张的“四民分业”。

他是首次把“工商”与“士农”并列为“国之石民”的政治家，而在他对士农工商划分之初，并没有优劣贵贱之分。

远古的中国人并不轻视商业，在更早的殷商王朝，人们对从事经商及手工业并不排斥，甚至抱着愿意、支持的态度。

不过，周朝建国后，反思殷商王朝灭亡教训的时候，认为殷商之亡，在于民众热衷工商而荒芜农业，使得人心浮动、国基不稳。

因此，古周摒弃、轻视工商，推行重农政策。

在古周，工商变为低贱的之业，百工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

“出乡不与士齿”，变为古周对工商的态度，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决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一处。

甚至规定出，权贵不可轻入市场交易，否则会受到相应惩罚。

至春秋，好商之风再起，然而一些道学家把此事定为“礼乐崩坏”的一部分。

然而，驱使商业的是需求、欲望，它可以从干旱的土地中滋生，也可以在悬崖峭壁中成长。

春秋史料中，存在着大量关于自由商人的记录，他们往返于各国之间，近购远贩，获取利润。

战国末年，更是出现豪商吕不韦用金钱为秦始皇开路，打开了“奇货可居”的历史先河。

至汉，总结教训，自然又是一番打压，汉武帝时期，更是出盐铁专卖政策，彻底扰乱工商市场。

此后，工商业再难发展、成长，纵然有豪商巨擘，也不过是当权者眼中的羔羊。

千年历史，历朝历代当权者从未改变的两个态度：集权、抑商。

直至宋朝，因为太祖杯酒释兵权，崇文抑武，使市场得到开放，才让商业再次蓬勃。

然而，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作为大宋重要阶层之一的商人阶层，并未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享受了好处，却不承担相应的责任，结果只能是社会的崩盘。

赵昰来自于后世，知道商人的伟大，尤其是各种经济体系出现，在现代科技的支持下，更是影响着世界格局。

他对商人的看中，不下于对文臣武将的重视，更甚于农业。

农业，一国根基，在现代化之前，确实有着不可轻视的重量。

然而，每每天灾人祸，农民又会成为国家动乱的根本，失去土地、粮食的农名，瞬间化成野兽，疯狂的吞噬一个国家的国力。

而如果可以发展商业，则可以用周边诸国补给华夏，让华夏生，而诸国苦，在抵御天灾人祸上能力，让人阶层远远大于农民。

商人是洪水猛兽，也是国之柱石，如何操作，存乎一心。

因噎废食的事情，赵昰不做。

恐吓完毕，赵昰端起桌子上的茶水，轻轻抿了一口，他好茶，无论在哪里都饮茶。

“国难当头，意志需要统一，国家，要为人民考虑，人民，也要为国家考虑。”

赵昰的声音已经不再严厉，可刚刚树立的余威尚存，他的目光扫视下面的一众商人，被他扫过的纷纷低头。

“在讨论国家为你们做什么之前，先想想你们为国家做了什么。”

“前有辽金，今有蒙元，前后百五十年，你们可曾想过为大宋提供更锋利的刀枪，更坚固的铠甲？”

“大家虽然都是商人，但读的书都不少，斑驳青史，商人是如何生存的，看不到么？”

“有宋三百年，对商人还不够宽仁么？有宋三百年，对商人还不够厚重么？”

“现在，大宋朝落难了，前几天，官家已经在临安城门道左跪降，想来此时，押解他去大都队伍已经上路了。”

“而你们在做什么？还在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

“*******，*******。你们，不可以有这样的认知么？”

话至此，已经是苦苦劝说，王道、陆秀夫等人听了，面露悲哀。

一部分商人，也漏出内疚、思考神色，但更多的商人，则表面乖巧，心中依旧我行我素。

不能说商人心中没有忠义，只是因为商人的团体形势，与官员不同。

官员地位崇高，且本身就属于国家政治团体之中，为国，便是为己。

商人不同，商人有自己的工厂、工人，这些有形、无形的财富，因他一言而决，因此显得更加自私。

赵昰对商人的秉性，清楚明白，不会有此时士人、权贵的自大。

大航海时代，便是商人推动的，而推动他们的，是对利益的追求，不是对国家的忠诚。

以贩卖黑奴起家的东印度公司，其公司股权英国伦敦众多绅士民众手中。

你让他们自己贩卖黑奴，他们必然觉得这种事情太过血腥、暴力而拒绝，可那些贩卖黑奴的船只、枪支却都是他们投资的资金提供的。

为什么会这样？

无非利益，不管是资本家还是绅士，不管是国王还是百姓，在利益面前，人人平等。

能税赋商人的，是利益，而不是道理。

两人同时追逐一个大客户，一人口吐金莲滔滔不绝，一人言语木讷少言寡语，但不一定是滔滔不绝的人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