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年底的时候，李治发布了一条诏令。

诏令上说：“从今年开始，僧尼不允许接受父母或者尊长对他们的礼拜，相关部门应该明确地制定法律法规来禁止这种行为。”

之所以有这样的一条法令出现，源自李治在上个月去洛阳巡幸之时，在一处思源见到的一幕。

当时有数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正对一个二十郎当的的年轻僧人行跪拜之礼。

李治当时就有所不喜，对身边的宫人说：“朕为天子，亦不受臣子与百姓之跪拜大礼。现这小小僧侣却让许多老者跪拜，难道他比朕还要尊贵吗？”

李治说完，便让人去将这几人带来问话。并问及几位老者跪拜之缘由。

老者说：“他们跪拜僧侣，是希望获得佛祖的保佑，能让自己今后的生活过得好些。”

那小僧也道：“见僧跪拜是佛家礼数，否则便是心不诚。即便是父母见到自己，也应该行跪拜之礼。”

李治当时就有所不喜，细问之下又得知那些老者，竟然还是这小小僧侣的叔伯长辈。

后又见到那小僧出家的寺庙，竟然比自己的皇宫还要富丽堂皇，心中便有了改革之意。

在当时，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其僧尼在社会中享有一定的特殊地位。

他们通常会受到信徒的尊敬和崇拜，包括礼拜等礼节。

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和服从是基本的伦理要求。

通过禁止僧尼接受父母和尊长的礼拜，法令试图强调宗教活动不应干扰到传统的家庭和社会伦理结构。

这是出于对佛教势力过度膨胀可能对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的担忧，也可能是为了强化世俗权力对于宗教活动的控制和管理。

此外，这条法令也体现了当时政府对于法制建设的重视，要求相关部门明确制定法律法规来执行这一禁令，显示了法治精神的萌芽。

这表明，即便是在宗教领域，也要顺应国家的习俗，并依法行事，以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

而李治的这一条诏令真正得目的是在敲打兴起的佛教，明确君权至上的社会结构，防止有人假借佛的名义造反。

其后，原本的吏部侍郎刘祥道，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并且继续负责选拔官员的工作。

他认为目前的选拔制度太过宽松，每年有超过一千四百人成为官员，而且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通过选拔进入官场，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筛选。

目前，国内和国外的文官和武官，从一品到九品，总共有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按照这个数字计算，大约三十年后，现有的官员才会全部更换一遍。

如果每年只选拔五百人成为官员，就足够补充所需的官员数量了。他希望能对这个制度进行改革。

正好杜正伦也提出同样的观点，认为成为官员的人数过多。

皇帝命令杜正伦和刘祥道一起，在朝会之上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大臣们因为害怕改变现状，反对者众多，所以李治最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刘祥道作为吏部侍郎，负责选拔官员，他意识到当时的选拔制度存在问题，即选拔的人数过多，而且选拔过程不够严格，导致官员质量参差不齐。

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减少每年成为官员的人数，并进行更为严格的选拔。这样可以保证官员队伍的质量，并且减少不必要的官员数量，提高政府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