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认，陶丽对我的分析都很准，我确实喜欢旁观，解读。这样的习惯使得我乐在处于一个偏角落的位置。而演出的影响，不仅在外国，高层，同样在乌兰巴托的市井里，我一直在被认出来，没有地方藏，反而变成了被观察的人。这使得我有些应接不暇，这不是我的模式。

现在也许只有回到那个山包，那个夜晚，那个是我的模式。

天在悄无声息地回暖，但人们习惯于忽略。野草漫无边际的飞长，铺满在脚下，花却不愿意多做点缀。因为一两个月后，焚风就会到来，乌兰巴托，乃至蒙古耳其，很有可能会重返枯黄。

蒙古耳其，拥有独特的土耳其高原气候。地壳隆起，海拔傲人，相比于世界上同纬度的地区，太阳额外的凶狠。不过高原也导致热量不怎么持久，不会有太热的时候。这里的人，往往穿着冬衣，还要思考遮阳，保持着轻微晒伤。在明朝温柔大方的太阳，在这里充满欺骗。

而更独特的是，在夏季时，同纬度的国家都会迎来海洋风雨水的挥霍，但蒙古耳其却恰恰相反：季风来到陆地，必须要翻过高山——几乎占据整个海岸线的喜马拉雅山脉延伸带，将水汽阻挡在外。蒙古人无比渴求的雨啊，看到这么高的山要爬，都知难而退了，最后越过高山的只有单纯的风，随着热力环流的作用，他们向下冲击的势力越来越强，最后形成热浪，横扫蒙古耳其。这就是独特的焚风效应。

焚风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在夏天人们往往会中断生产，与农耕文明的冬歇正好相反。

草原的一切生机，都为此警惕着。花朵会怜惜自己的生命，甘愿把希望留到明年。

历史书上记载，最强的暴风可以把羊点成火球......不过近几十年焚风效应都在减弱。国家开辟了很多风洞给季风开路。

此时，看着青葱的草地，我有了新想法，即便是在最艰难的焚风到来之前，在跋扈的焚风毁灭草地之前，野草们也是不会逃走的，很多植物都会“逃走”，比如风滚草的预备，金达莱花的自绝，蒲公英的迎接。但没有一根野草会逃跑。他们没有后路，却承担了大地的底色。在人们眼里是最不起眼最渺小的生命。

但我想，野草是有功劳的。哪怕再好，再坏的环境，草永远是仅次于树的主体植物。如果把野草看成一根，一从，那自然是渺小的，但野草为什么“野”？就是因为他们对生命的理解截然不同，只要有机会，有一天的机会，他们就会发芽，生长，给别人看看他们的勇气。野草好像根源在泥土里的意志的外显，是头发，你可以剪，但剪不完。

没有一个人将草叫做“大力士”。但野草成片，拥有极强的力，是一般人“看”不见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就要显现，野草可以让石头成为垫脚石，让焚风做染发师，让牛羊做车，带他们去别处旅游。对于“毫”来说，号称强大的灾难是丝毫不足惧怕他们，“毫”最不害怕的就是被摧毁。生命力是一种“长期抗战”的力，有弹性，有能屈能伸的韧性，是不达目的不止的力。

但野草再怎么也没有目的，因此这份力得到无敌的延伸，号称百分百城市化的京师，也肯定有野草长在瓦里，砖里的。

这种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砾中、不要求安详而落在危机中、生命力极强还疯狂死亡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和叹气，因为有了阻力才有磨炼。生命开始的一瞬间就带了斗争来的草，才是坚韧的草，也只有这种草，才可以傲然地对那些矜持的贪生的花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