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无为之治只在与民生息减轻国民的负担，却令得那些因为朝廷追捕而一直潜伏在社会最底层的势力得以喘息，尤其是六国贵族的后代。

虽然秦二世彻底摧毁了六国贵族推翻大秦，复辟分封的美梦，但是仇恨的种子却是在那些侥幸逃脱的六国贵族的后裔之中越发茁壮，叫那些余孽时刻都在计划着要将大秦覆灭。

凭借着六国贵族遗留下来的大量作为反秦灭秦经费的金银财帛，这些人以商队、青楼、象馆为掩护，为匈奴及其周边对大秦抱有敌意的势力与国家刺探运送大秦的情报。

秦历八十年，时年八十九岁的秦二世龙御归天。

（自始皇帝其，大秦皇帝嫡子都自幼研习浑天宝鉴，凭借着这部皇道神功，历代大秦皇帝都寿元极长，秦二世若不是因抑制不住体内雷刀所遗留的伤势，再活三十年绝对不是问题。）

同年，秦二世第二十四子·嬴弘继承大统，是为秦武烈帝。

武烈帝自幼聪慧，自幼学文习武，精研文武经典，雄心壮志更胜其父其祖。登基之时虽然只有十六岁，却已经定下要在其有生之年完成其父穷毕生之功也未竞之事业：彻底解决匈奴这个边境祸患，并继续推行其祖其父教化天下、令得天下大同的宏图伟业，将大秦推向一个全新的时代。

秦历八十一年，一月，武烈帝开始大刀阔斧的将自己的政治理念付诸行动。第一步便是推行年号，定号“建元”，用以彰显他即将建立一个新纪元的雄心壮志。

对于武烈帝使用年号的原因，史学家推测有以下几点：

统一纪年方式：在武烈帝之前，中原王朝存在干支纪年法和王公在位年次纪年法，导致中央与地方纪年混乱，不便于经济文化交流。年号的创立使得全国纪年方式统一，便于管理和交流。

加强中央集权：年号制度的实施，禁止了地方纪年，变相削弱了地方官员的权力，增强了民众对中央政府的认同感，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

彰显帝王权威：年号作为帝王纪年的标志，具有上承天命、彰显帝王权威的意义，也是帝王统治天下的合法性标志。

同年，武烈帝开始了一系列对币制的改革。这一系列改革旨在解决汉初以来货币制度混乱、私铸成风的问题，通过统一铸币权、规范货币形制和重量等措施，实现了货币的稳定和统一，对大秦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先后实行了多达六次的货币改革，历时二十多年，最终确立了由中央统一铸造的货币“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

同时，在经历匈奴重创之后，大秦为恢复国力也为向匈奴示弱，推行黄老无为之治数十年。但随着武烈帝继位登基、大秦国力的恢复和增强，因而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已不适应专制统治的需要；同时，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部分宗室和勋贵逐渐奢侈，黄老之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一位性格率性叛逆又雄才大略的君主，他更倾向于积极有为的治国方针，渴望建立一番功业，而黄老之术的清静无为与他的政治理想不符。于是，武烈帝继位之后便启用大量尊奉法家与兵家思想的官员，逐渐将国家机器从无为之治的唤醒。

兵家的治国主张是强调全局意识，注重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考量。

兵家学派在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力，其代表人物如孙武、孙膑等，都著有意义深奥的兵法兵书。兵家在讲述用兵之道时，强调战争的胜败不仅在于战术战法，更在于综合国力的比较。因此，兵家注重全局意识，认为在思考军事问题时，应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融合进去，从大战略角度对信息进行整合，从而对战争的胜负作出推断，并通过策略的应用左右战争的走向。这一点在先秦时期众多的兵书中都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可以说，兵家的治国主张体现了其对于国家整体形势和走向的深刻关注，以及对于军事与政治紧密联系的独特理解。

很快，法家治国，兵家强国的政治格局在武烈帝手中形成。

（随着兵家思想的诸入，护国府的力量得到了武烈帝的青睐。虽然在秦二世与始皇帝时代，酆都仙府也倍受皇家青睐，那时的鬼氏一族只是作为皇家的私人部队存在，只能站在暗影之中。但在武烈帝一朝，大量护国府的门人弟子入朝为官，鬼氏一族才算正式走入大秦皇权的核心，并且开始接触到了《琅嬛玉枢》。）

大量出身平民的年轻而杰出的将领在武烈帝一朝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军队也涌现出大量新式的训练方式，大大提高了士兵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