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一篇德国是个极度无聊的国家的文章里以极为赞叹的口吻谈到德国人的读书风气：数据调查显示：有91的德国人在过去一年中至少读过一本书。其中，23的人年阅读量在9到18本之间25的人年阅读量超过18本，大致相当于每三周读完一本书。书也成为了朋友之间最受欢迎的礼品。70的德国人喜爱读书，一半以上的人定期买书，三分之一的人几乎每天读书。

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年龄段的人群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读书热情最高。对于德国年轻人来讲，读书就和他们的啤酒一样让人喜爱。14岁以上的德国人中，69每周至少看书一次36以上的人认为自己“经常”看书22的人看“很多”书16的人则有每日阅读的习惯，属阅读频繁者。

文章还说：几乎每一个德国家庭，都有书架，或设在书房，或摆放于客厅，似乎成为了家里的一件装饰，但很多德国人的书架上的书，他们几乎全部都阅读过。德国每个家庭平均藏书近300册，人均藏书一百多册。他们认为，“一个家庭没有书籍，等于一间房子没有窗户”。

文章又引用媒体报道，说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与韩国的人均7本，日本的40本，中国人的阅读量少得可怜。

在读书方面羡慕德国、日本、以色列，这是近几十年来的老生常谈，这篇网文也是老调重弹。但为什么不谈谈中国历史上那些读书风气极为浓厚的时代呢？这可真有点“数典忘祖”了。我要谈的就是这样一个国人读书藏书著书的黄金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走马灯似的政权更迭，去而复来的刀光剑影，尽管身处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离乱之世，作为一种精神的生命，喜好读书的依然大有人在，正是这些人延续着中国的人文血脉。

南朝算得上书痴的士大夫大有人在，如裴松之：“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再如孔休源：“在州昼决辞讼，夜览坟籍。”裴松之可谓少年好学，孔休源则算得上工作读书两不误，读书之乐，恐更甚于军国大事。齐梁时，萧氏因夺得政权而成新贵，本非世袭贵族的新贵欲得到豪门尊重，权势并非唯一标准，家学深浅是必不可少的权衡条件，以武力上位的萧氏家族，最终却以文显，萧衍、萧纲、萧统、萧绎“四萧”之名丝毫不亚于曹操曹丕曹植的“三曹”。故萧家的书痴也不少。如萧琛：“琛常言：少壮三好，音律、书、酒。年长以来，二事都废，惟书籍不衰。”而这样的萧琛在萧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书虫而已。

徐勉在报伏挺书中如此抒写自己读书之乐境：“况以金商戒节，素秋御序，萧条林野，无人相乐，偃卧坟籍，游浪儒玄，物我兼忘，宠辱谁滞？”天地悠悠，独卧草野，披览群籍，物我两忘，岂不逍遥？徐勉显然已臻读书胜境，南齐时荣绪与关康之二人世号“二隐”，关康之之隐，实则为自己赢来读书的时间，隐居京口期间，“以坟籍为务，四十年不出门。”看来，读书的乐趣足以支撑一个人一生的精神空间。

出身琅琊王氏家族的王微亦如是：“常住门屋一间，寻书玩古，如此者十余年。”

王微还与弟弟僧谦一起读书、相互切磋为乐，在祭弟文中，王微回首兄弟间如此温暖而有情趣的场面：“一字之书，必共咏读一句之文，无不研赏。浊酒忘愁，图籍相慰，吾所以穷而不忧，实赖此耳。”

书非借不能读也，而在那个图籍资源甚为稀缺的时代，像王微兄弟那样，奇书共玩赏、经典共研习的情形在友朋之间亦属常见，穷小伙靠富哥们儿的藏书而成才的故事并不新鲜。陆氏自孙吴时既已显贵，到南齐陆澄之时，已藏书甚富，南齐书陆澄传便载其“家多坟籍，人所罕见。”陆澄的藏书到底有怎样的家底，南史张率传透露了玄机：“时陆少玄家有父澄书万馀卷，率与少玄善，遂通书籍，尽读其书。”看来，张率的成才，颇仰仗了朋友的家庭图书馆：陆家的万卷藏书。

南齐的崔慰祖与陆家藏书算得上不相上下：“好学，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常为辞。”可见，崔家和陆家的藏书有一同样的功能：外借友朋。另一个例子是：萧循的家庭图书馆，造就了傅縡的人文积淀：“循颇好士，广集坟籍，縡肆志寻阅，因博通群书。”

抄书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爱书者们如影随形的风习，书法上乘者，还能靠抄书挣生活费。王僧孺就曾这样讨生活：“六岁能属文，既长好学。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边抄书便吟讽，工钱到手时，学问也到了家，可谓一举二得。张缅则称得上是萧梁时的抄书狂：“缅性爱坟籍，聚书至万余卷。抄后汉、晋书，众家异同，为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皇皇巨著，一笔一划抄写，其间所付心血，所持毅力，可以想见。惜乎张缅带着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遗憾，走完了自己热爱藏书的人生。有如此执着的抄书狂，“抄书俱乐部”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南史庾肩吾传：“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

好书者的进阶之举，自然就是校订图书了。前文叙及孔休源白天工作晚上读书，恐怕他晚上的雅兴，还包括校书：“聚书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议弹文，勒成十五卷。”刘穆之则抄书、校书兼而治之：“裁有闲暇，自手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

在这样的氛围下，南朝出现目录学大家也就在情理之中，如王俭：“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献之，表辞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隋时牛弘上书建议开献书之路，其上表中就如此概括自宋至梁的目录学成就：“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余卷。”

民间的图书整理与校治之风，熏染到皇室的深宫大院后，官方的类书、总集编撰在南朝盛行一时，自然就是情理中之事了。

爱书、读书、抄书、校书、藏书，构成了南朝士大夫精神生活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好藏书者在那个时代可谓比比皆是。周朗报羊希书自称：“且室间轩左，幸有陈书十箧，席隅奥右，颇得宿酒数壶。”刘宋时周朗恐怕只是一个寻常的藏书人而已，比起齐梁时的沈约等人，他的“陈书十箧”，实在是l爆了。

萧梁时的仕宦显贵中，以下三人可以说是当时的藏书三大家：

沈约：“约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聪明过人。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

任昉：“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

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埒。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

沈约与任昉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号称“任笔沈诗”，他们的文采与诗情，恐怕和家中的藏书提供的精神营养不无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