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壬寅宫变”，在朝堂上受益最大的人是严嵩，因为，他正巧赶上了内阁“真空期”。

原来，明朝自建文四年实行内阁辅臣制以来，阁臣数量时多时少，多时可达八人，最多时是景太八年暨天顺元年，人数达到十二位；而人数少时一般是三人，最少时只有一到两人。对一个辅佐皇帝治理偌大国家的中央中枢核心机构来说，称这种状态为“真空期”也似不为过。而第一次“真空期”出现在嘉靖十五年，当时张孚敬刚致仕，费宏刚去世，内阁只剩下李时一个“光杆司令”。这种状态竟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才将夏言选入阁中，由此可见嘉靖宁缺毋滥的用人尺度之严苛。

夏言入阁两年便成为首辅，说明嘉靖对他的充分认可。但在随后几年里，他却坐上了“三起三落”的过山车，究其原因，是他与嘉靖“‘道’不同而不相为伍”所致。

此时的嘉靖已成为狂热道徒，对崇道之事听不得任何不同之声。夏言则对崇道毫无兴趣，对那些装神弄鬼的法事也根本不信。但他知道“上有所好，下必趋之”的道理，如果公开反对崇道则会被赶出朝堂，也就不能用自己所学报效国家了。所以，他只得曲意求全，对嘉靖崇道采取顺从、附和态度，甚至还因青词写得不错博得嘉靖的欣赏。

然而，顺从、附和是有限度的，随着崇道闹剧弄得越来越乌烟瘴气，夏言的不满终于爆发了。

嘉靖十九年（1542年）八月初十万寿节（嘉靖生日）过后，皇上忽一日在朝堂上提出让四岁的太子监国，自己隐居深宫修道一、二年，然后再恢复亲政。不用说，这又是受了道士的什么蛊惑。满堂京朝官们听得惊愕不已——把家国大政交给一个还在吃奶的孺子，这是一国之君能说出来的话吗？！但大家都知道这位固执己见的主子可没在开玩笑，而且对忤逆己见的人也绝对的严酷无情，故一时间朝堂上沉寂得鸦雀无声。

过了片刻，只见一人出班跪倒奏道：“微臣有本启奏。”大家一看，见是太仆寺卿杨最，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臣。

嘉靖往下撇了一眼，语调阴沉地问道：“你有什么要说的啊？”

杨最挺直上身说道：“陛下春秋方壮，却颁布让年幼太子监国，自己暂时不问国政的圣谕，而原因不过是得到了一个一方士，欲听从他的话服食求仙而已。那求仙之事乃山栖隐居、澡练寡欲者所为，岂有高居黄屋紫闼、兖衣玉食而能白日翀举飞升、成仙得道的呢？陛下因为这种虚妄无稽之事就置家国大政于不顾，臣虽至愚，也不敢遵奉您的这道诏旨啊！”

嘉靖闻听勃然大怒，拍案喝道：“放肆！朕潜心修道就是为了替社稷祈福，替国家延祚。尔信口雌黄、亵渎神灵，岂不耽误了朕利国利民的大事！”

杨最将头在地上磕得“咚咚”作响，复又挺身大声说道：“陛下，为君王者，治国理政乃根本要务，建谯作法是水月镜花。如若舍弃根本之实而妄求水、镜之虚，伤害的是国家，殃及的是百姓，切望陛下再而思之、三而思之呀陛下！”

嘉靖被气得面色青白，嘴唇哆嗦着喊道：“胡说！杨最，你欺君罔上，在朝堂之上以大不敬之言蛊惑人心、亵渎神明，罪在不赦！——来呀，将杨最廷杖一百，一定要着实重重责打！”

廷杖之刑由来已久，据史料记载，最早始于东汉明帝（注1），以后三国、唐代、元代也有零散资料，但都不详细。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廷杖》载：“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棉底衣，重毡叠帕，示辱而已。逆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这说明，明代廷杖在很长时期内并非着眼于伤人体肤，而在于羞辱官员颜面，是有“立皇帝”绰号的刘瑾让这一刑罚变成了朝臣们真正的噩梦。明代涉及人数众多的廷杖有两次。一次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朱厚照要巡幸江南，群臣劝阻，皇帝大怒，使一百四十六位大臣遭受廷杖，十一人被打死。另一次在嘉靖三年（1524年），朱厚熜欲追封生父兴献王为帝，群臣因其不合大礼，一百多人哭谏于左顺门，皇帝怒施廷杖，致使毙命十七人。

当下，杨最被锦衣卫当廷逮捕，押解到午门之外。午门正面墩台下两侧设有锦衣卫值房，廷杖在午门小广场中央甬道东侧行刑。锦衣校尉将杨最双腕用绳索绑在一起，褪去下体衣裤按在地下铺展着的一张粗白布床单上，周围列校尉百人，身穿飞鱼服，腰配秀春刀，手执廷杖木棍，森然林立。廷杖木棍由栗木制成，击人一端削成槌状且包有铁皮。司礼监太监崔文宣读过刑部按皇上旨意签发的廷杖驾帖，便在午门西墀监刑座位上坐下，锦衣卫使坐在他右方下首，周围也站立着数十人。

锦衣卫使朝崔文双脚撇了一眼，原来这脚的姿势有机关。廷杖分“着实打”和“用心打”两种，至于采取何种打法，由监刑官按皇帝旨意决定。如监刑官脚尖张开，那就是“着实打”，程度要相对轻一些，可能会导致残废；而如果监刑官脚尖闭合，那就是“用心打”，则受刑者必死无疑。

当下锦衣卫使见崔文脚尖闭合，心里有了数，便拖着长音扬声喝道：“阁——棍——”

“遵命！”行刑者答应着，把木棍放在杨最屁股上。同时，走过来四名锦衣卫，每人抓住杨最身子下面白布床单的一个角，“嘿”地一声同时用力，就将杨最兜着抬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