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系辞下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句话的意思是讲“书契”是从结绳记事变化而来。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书籍装帧艺术。
中国书籍史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初期书籍史和正规书籍史。也就是杂牌军和正规军两个阶段。但是，无论哪个阶段的书，都美得醉人。
书上写的是字。距今大约40005000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文字。商、周时期，文字逐渐定型。文字必须借载体才能得以表现，而文字与载体的结合，便是初期书籍的雏型。初期书籍有三大载体：甲骨、青铜器和石头，殷周时期是中国初期书籍发展的历史阶段。初期书籍的内容散见于那些我们熟知的甲骨、青铜器和石头上，或者说初期书籍就是那些铭刻着文字的甲骨、青桐和石头。
甲骨文字。甲骨是龟甲和兽骨的合称。殷人乃至于西周人，都很重视占卜。在征伐、狩猎、畜牧、农事及灾害、疾病、祭祀时等，通常都要求神问卜。甲骨便是用于占卜的工具。占卜完毕，把占卜的时间、卜人的姓名、问卜的事项、占卜的结果及事后应验的情况等，用文字记刻在卜兆的附近，启奏上天。用火烧一烧，烟雾飘上天，他们就认为“天知道”了。最后烧裂了，他们认为裂纹就是神对这件事儿的重要批示。这种刻在甲骨上的文字称为甲骨文，也称甲骨刻辞或卜辞。严格地说，它只是记录性的档案材料，不能算是书籍。但能把占卜的事项完整地记录下来，使旁人或后人从中获取一定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它可视为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也就是勉强称为书吧。因为这个缘故，商朝的国家图书馆有个美丽的名字，叫做“龟室”。
石刻文字。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在石头上刻字的记载方法，中国古代也不例外。墨子中有“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的记载，可见战国及战国以前，在石头上刻字相当流行。现存的早期石刻是唐代初年在宝鸡出土的10个石鼓，上面刻有歌颂、描绘秦国国君出猎的四言长诗，字体属于籀文。原有600多字，但传世既久，字多漫漶。1965年在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一批写有文字的经过整治的玉片和石片，内容是三家分晋前夕，赵鞅为了战胜守旧势力，与不同身份人所订的盟誓，称为“侯马盟书”。这些雕刻和书写在石鼓、玉、石片上的文字，虽不是现代意义的正规书籍，但不失为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这样的书是不能捧读的，更难手不释卷。
青铜器铭文。中国青铜器出现很早，使用的时间从殷朝后期到西汉，大约1300余年。青铜器是当时贵族和统治阶级使用并极受珍重的器具。大体可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其他日用器物几类。尤其礼器是贵族们的传家宝，只有在举行盛大典礼或祭祀时才使用。如鼎，甚至被看成国家权力的象征，称为“重器”或“吉金”。
殷人已有在青铜器上铸刻文字的习惯，但文字较少。且多刻在器物比较隐蔽的地方，比如鼎的屁股上，偷偷摸摸跟个小抄似的。到了周代初期，文字多起来了。西周后半期到春秋中期，所刻文字更多，有的是多达几百字的长文。这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铭就是名，名就是字。因为文字创作出来就是命名万事万物的。这个带了金字旁的“名”叫做“铭”，那是沾了青铜器的黄，所以铭文也称金文。严格地说，它也不是正规概念的书籍，但有些铭文确实是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记载，也可视为初期书籍的形式之一。
总之，以上这些都是约等于书的书。
中国的正规书籍大约产生在春秋末年以前。后世尊为“六经”的诗、书、易、礼、春秋、乐，或尊为“五经”的诗、书、易、礼、春秋，相传就是经过大教育家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整理编定的。不过，孔子既不是著书第一人因为他述而不作嘛也不是编书第一人。例如诗经，在其成为儒家经典以前，只称为“诗”或“诗三百”。据左传记载，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44吴季札到鲁国观乐，鲁国为他所歌的诗，其分类名目、先后次第等，已和今本的诗经差不多。而这一年，孔子8岁，足见在孔子删诗之前，早已有一部诗歌总集在流传了。孔子晚年喜读易致令“韦编三绝”，表明孔子之前易也早己成书。论语中记录孔子多次引用诗经和书经，表明诗、书确实早已成书，并为孔子尊崇和征引。至于春秋，亦非孔子所作，而是根据旧有的鲁国春秋编次而成。所有这些，可以证明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中国的正规书籍早已产生。
进入战国时期，奴隶制社会急剧向封建社会转化，在思想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先秦诸子争相游说和著书立说，如早期的儒、道、墨家之说。战国中期以后，儒家有孟子、荀子;道家有尹文子、慎子、庄子;法家有商鞅、吴起、申不害、韩非;名家有公孙龙、惠施;阴阳家有邹衍、邹爽等。都有他们自己的著作。此时，科学技术方面出现了医书内经、药物书本草;文学方面出现了屈原的不朽名著离骚。在天文、历法、农业、畜牧、历史、地理等方面，也出现了专著。这些专著是我国古代公认的传统文化。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以后，佛教经典也陆续被翻译过来。自沙门静琬于隋末唐初在今北京房山县石经山始将佛经刻于整治好的石块上以后，历经辽、金、元、明、清代的递刻，刊石1万多块，形成了石刻大藏经，这也是典型的正规书籍。故石刻文字应当分为两期，早期的石刻文字，应当属于初期书籍的范畴;后世的石刻儒家经典和释家经藏，则属于名副其实的正规书，或者称为“石头书”。
竹木简书。随着正规书籍的产生和发展，书籍的制作材料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广泛采用了竹木简、版牍和缣帛。竹木经过刮削整治，制成长条形的竹片、木片或方版。每简通常只写1行，汉代木简也有写两三行或四、五行的，少则几个字，多的1020余字。牍是写有文字的木板，1尺见方的称为“方”，主要用来写短文、制籍簿、绘图和通信。但竹木简制作麻烦，使用笨重，阅读不便，汗牛充栋就是这种情况的生动写照。故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帛书也开始流行。
帛书的出现是针对简策书的两个缺点而产生的，第一是简策书的承载物主要是竹片文章稍微长一点整卷书便会很重。第二个缺点是简很窄狭，无法绘画，而在锦帛上绘画可大可小，很是方便，于是帛书逐渐替代了简策。
帛书是用丝织品制作的书。生帛的1种叫素，叫绢，双丝撒黄的细绢叫缣，所以又有“缣书”或“素书”之称。帛轻软，可根据文字长短随意裁截。为效仿竹木简书的条状，帛书上还绘或织有红、黑界行线，称为“朱丝栏”或“乌丝栏”。后世写、印本书的红、黑界线，仍称朱丝栏或乌丝栏，典出于此。帛书比竹木简书优越，但产量有限，故并未取代竹木简书，而是和竹木简书并行，直到为纸书所取代。
石头书。正规书籍产生之后，刻石的流风仍然不断。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为了给天下人树立读经的范本，政府下令将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七经全文刻在46块石碑上，立于太学前遗址在今河南省偃师县佃庄公社太学村，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由于经文都是蔡邕等用当时通行的隶体字书写，故又称“一字经”。三国魏正始二年241，又用古文、小篆、汉隶3种字体刊刻尚书、春秋、左传未刊完于石碑上，称为“魏石经”、“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与“熹平石经”立在一起。唐代大和七年833，又用楷书刊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縠梁传、孝经、论语、尔雅12种经书于227块石碑上，另附五经文字、九经字样。至开成二年837工竣，立于长安务本坊国子监太学，史称“开成石经”。
纸书
何为书？周易系辞下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句话的意思是讲“书契”是从结绳记事变化而来。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书籍装帧艺术。中国西汉时期已发明造纸技术。西汉末年出现麻纸，纸质粗糙并不适合书写。到东汉和帝时期公元89105，尚方令蔡伦在原料和技术上加以改进，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等造纸，并于元兴元年105后得以推广。东汉末年，山东人左伯进一步改进造纸技术，纸的质量提高、品种增多，应用更加广泛。纸本书代替竹木简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如有了网购，大街上的实体店依然存在。这是因为纸张刚刚出现时产量其实是很有限的。很多史书记载能生动地说明这一点。比如东汉时，“延笃从唐溪季受左传，欲写本无纸。季以残笺纸与之。笃以笺记纸不可写，乃借本诵之。”可见西晋纸张的缺乏还是个大问题。葛洪回忆青年时代的艰辛说：“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尠能读也”。东晋初，王隐欲写晋书，但“贫无资用，书遂不就，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到东晋后期，纸张产量可能有增长。初学记卷二一纸引桓玄伪事：“古无帋，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东晋是简、纸并用阶段，桓玄强调今后一律用黄纸，当时纸张生产的数量或许已能满足一般需要。人们仍然使用竹简可能只是一种习惯。研究造纸史的专家也指出：“东晋以降，便不再出现简牍文书，而几乎全是用纸了。”不过一直到刘宋时，对于穷人来说，纸张还是昂贵的。南史卷四三齐高帝诸子下：刘宋时“高帝虽为方伯，而居处甚贫，诸子学书无纸笔，晔高帝第五子常以指画空中及画掌学字，遂工篆法。”又，“江夏王锋字宣颖，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张氏有容德，宋苍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锋。高帝甚惧，不敢使居旧宅，匿于张氏舍，时年四岁。性方整，好学书，张家无纸札，乃倚井栏为书，书满则洗之，已复更书，如此者累月。又晨兴不肯拂窗尘，而先画尘上，学为书字。”因为纸张珍贵，只好在水井光滑的石栏杆上写字，在落满灰尘的窗纸上写字。南史卷七六徐伯珍传：“伯珍少孤贫，学书无纸，常以竹箭、箬叶、甘蕉及地上学书。”南史卷七六陶弘景传：“幼有异操，年四五岁，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看来纸张还不是普通人都能买得起的。梁代纸张的价格可能因产量的增加而有所降低。梁书卷四九袁峻传：“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袁峻“家贫无书”，但能抄书“日五十纸”，纸的来源似不成大问题。颜氏家训勉学篇载，义阳朱詹“好学，家贫无资，累日不爨，乃时吞纸以实腹。”朱氏吃不饱饭，但却可以“吞纸以实腹”，这个故事说明纸张不再昂贵。到东晋末年，桓玄帝下令废除竹木简，一律以纸代之。从此，纸书取代了以前各种材料制作的书。
纸的发明，不但促进了写本书的繁荣与发展，也为书籍制作方法的改革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从初期书籍算起，有近2000年的时间采用刀刻和手写的方法。竹木简、帛书时代，特别是纸书盛行之后，主要是手写。7世纪初，雕版印书的技术发明使书籍的生产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但唐代的雕版印刷多为佛经、佛画或日历、字书、阴阳、杂书，且多为民间私宅所刻。五代时，政府采用雕版印刷术，由国子监主持校勘雕印了“九经”和经典释文。宋代，雕版印书的方法为政府、民间、私宅、坊肆广泛采用，书籍生产进入了极盛时期，并影响辽、金、西夏，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也广为刻书。宋代刻书，无论官刻私雕，一般版式大方、行格疏朗、字体端庄、纸墨精良，为后世书籍的楷模风范。直到明清时代，雕版印书经久不衰，而且越来越发达。特别是明代的套印、饾版和拱花技法，把雕版印刷技术推向了高峰，出现许多蜚声中外的作品。
活字印书雕版印书使书籍的生产量大大超过了写本书时代，但它只能1种书雕1套版，1套版印1种书，不能在种数上生新。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印书，其制字、排版、印刷的方法，已具备现代铅字排版印刷的基本原理。元代王祯据此创制了木活字。明代又发明了铜活字。宋代泥活字、元代木活字排印的书虽然失传，但明代铜活字，清代仿毕昇泥活字、仿王祯木活字所排印的书却留存了下来。清代雍正四年1726用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金属活字印书工程。乾隆年间17361795，用木活字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工程。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
再来聊聊书籍的装帧包括版面、插图、装帧形制等的设计与实施。
竹木简书时代，虽然难说有什么版面上的艺术构想，但条条竹木简及上1道下1道编简成册的编绳所形成的书状，却为后世帛书、手写纸书、版印纸书所继承和模仿，奠定了中国书籍版面设计的基本思想。帛书的朱丝栏、乌丝栏，手写纸书、版印纸书的边栏界行都是从竹木简书演化来的。尽管版印书籍在栏线、版式设计上不断花样翻新，诸如花栏、竹节栏、博古栏的出现，在版式上二截版的出现等，但基本格式仍保存着竹木简书的流风余韵，古朴典雅，端庄肃穆。正经正史，尤为如此。要不怎么说一个人很像那么回事儿是“一本正经”呢？
中国书籍自古有书有图。雕版印书兴起之后，插图版画日益发展。插图的形式与位置随书籍装帧形式的演变而变化。卷轴装盛行时期的插图，多以卷首扉画的形式出现;册叶装盛行以后，则出现了卷首插画、卷内连续插画或上图下文、或左图右文等多种形式。至于插图的风格、镌绘的技巧、景物的布置、人物的勾勒、构图的思想，则依时代、地区、画家、刻手的不同而各异。纵观宋代以来所刻书中的数万幅插图版画，尤其是那些彩色套印和饾版拱花套印的版画，把中国书籍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彩。